图书工作室 讯:
大书店们也很早便开始了图书以外的多种经营,如商务印书馆在1910年代便先后斥巨资进入图书馆、小学校、教具制造、甚至电影制作等行业;中华书局则于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1933年在九龙创建「远东第一」的印刷分厂,经营遇险时甚至制造过烟壳和金圆券。 
商务印书馆1920年制作的梅兰芳电影《春香闹学》 此外,书店因其特殊的经营内容和客户构成,从一开始就注定与知识界、文教界联系密切,尤其是面对民国时期激荡的政治浪潮,全国大大小小上万家书店很多都以各种形式参与其中。 
著名的内山书店,由日本基督徒商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办,曾多次举办画展、座谈会等活动。鲁迅长期在此会见中共地下党,并多次跑路到书店和内山居所避难 中国各地早有以推广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书店,中共建党后也重视书店工作,数年内便在上海、广州、重庆、南昌、太原、宁波、安庆、湘潭、保定、临汾等地开设了不少书店,除了建立自己的发行网络,还建立起与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接触互动的重要管 道。上海发达的左翼文化界也参与了书店的孵化,如深受左联影响、得到过鲁迅当面教悔的江西青年饶彰风,1930年代初回乡后开设书店为业,经常在店内与左派人士聚会,后来他正式入党,店铺也成为党的地下交通站所。 1930年代前后,国民党也开始出资投身书店行业,如正中书局、拔提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等,除了协助官方宣传外,也参与民营图书发行网络,以便监控地下党的活动。 这些政治背景浓厚的书店,与财大气粗的商务中华一样具备强大的抗商业风险能力,即使遭遇查抄封门也多会春风吹又生,生存能力远超文化人集资开办的寻常书店。而今天中老年人记忆中的旧式书店,在这个时代还未正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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