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九惑

图书工作室 讯：

畅销书之惑

畅销书的效益和实际利润未必如想像的那么大，对畅销书的追逐是一种投入大、利润大但同时风险也大的行为。

畅销书无疑是许多出版社和卖场的宠儿，理由只有一个：畅销书能够为他们带来不薄的利润。畅销书果真风光无限吗？答案似乎只能是肯定的。既然畅销了，就意味着巨大的市场、不小的发行量和大大的码洋，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润。甚至有人算过这样的账：全国２０％的畅销书创造了全国书业８０％的利润，所谓书业的“二八定律”由此而来。这样的逻辑与推理自然无懈可击，但请注意一个基本前提——畅销已成结果。如果没有了这个前提，上述逻辑与推理还能成立吗？事实上，要保证这个前提的确立，对卖场而言问题不大，在黄金位置陈列了一周，市场反响不热烈，挪至一旁便是。而对出版社来说，问题可远没有如此简单，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的情况比比皆是，原来畅销的作家今天未必还能够畅销，境外畅销的作品移植进来也很可能水土不服。许多出版社纷纷将出版畅销书作为工作的重点，许多卖场也将畅销书作为店面陈列的宠儿，这不过是看到了成功的畅销书而带来的错觉。事实上，在每年数以万计的出版品种中，真正能够畅销的又有多少呢？即便是畅销了，但由于畅销书的运营成本和前提投入都很大，因此它的效益和实际利润未必如想像的那么大。说到底，对畅销书的追逐是一种投入大、利润大但同时风险也巨大的行为。

从根本上说，一本读物之所以能够畅销，是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此时此地社会公众的阅读趣味、社会热点和公众心理。因此，一般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畅销书，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畅销书，这也决定了多数畅销书的生命年轮。倘我们的出版商都将自己的眼光紧紧地盯在畅销书上，势必造成产品结构单一和产品线的短命，这又是一种整体风险更大的经营。以中国目前畅销书的构成而言，内容多浅表，无怪乎有人称之为“快餐”。我们大可进行一次抽样分析：每年真正通过市场销售的前２０名社科文化读物构成是怎样的？是不是 “快餐文化”占据主体位置？倘我们的出版商一拥而上都去生产这样的“快餐”，倘我们图书市场都是由这样的“快餐”所充斥，那对国民的阅读和素质提高有益吗？我们时时听到出版界人士抱怨“全民阅读率持续下降”、“社会阅读浅层化”等，但作为出版人，是否也应该扪心自问：您在为社会阅读提供什么样的产品？

反盗版之惑

    国人对盗版认识模糊、对打击盗版存在认识偏差等原因造成盗版猖狂。

中国到底有多少盗版图书？恐怕谁也说不清，不是不想统计，而是无法统计。盗版缘何屡禁不绝？重要原因是国人对盗版认识模糊甚至存有严重失误。在我们国家，究竟有多少人认定盗版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犯罪行为？又有多少人认为自己购买盗版就是助纣为虐、替贼销赃呢？据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是否同意“购买盗版就是帮助贼人销赃”这一说法时，“非常同意”和“同意”者只占３５％，而“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者竟占３９％；而在买过盗版的人中，“非常同意”和“同意”者则只占２７％，而“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者却高达４７％。正是如此之多的人对盗版的“宽容”态度，为盗版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既然众多国人对盗版如此麻木，那么我们只好寄望于执法者严厉打击盗版了。对此，国家的相关法律条文在那里明摆着，因此，根本不是有没有法的问题，而是有法依不依、执法严不严的问题。公民作为纳税人，出版单位作为纳税主体，当然有权力要求享用税收的国家执法人员严厉打击盗版。然而，客观地说，一些地方打击盗版的力度还远远不够，对从事盗版的犯罪分子起不到震慑的作用。

其实，在打击盗版的问题上，存有严重的认识偏差。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出版者要学会保护自己，要自我维权。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出版者自己也要承担打击盗版的责任。对盗版这类犯罪行为，全民固然都有打击的义务，但这种义务与执法者所承担的义务是根本不同的。出版者终究不是执法者，面对盗版行为，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向执法部门举报。事实上，不少出版者已为防伪维权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付出了不小成本，如《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出版时，防伪标签连核技术都用上了，可谓煞费苦心。然而，种种努力并不能有效地防止盗版，原因无非是盗版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可观的利益，且盗了也就盗了，举国又有几个是为此吃官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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