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热议《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

图书工作室 讯：

采访人：王 东、蓝有林、刘海颖（商报记者）

受访人：

陈  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审读专家）

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审读专家）

周蔚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课题组成员）

周五一（当代中国出版社社长，《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审读专家）

商报：就您看来，《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的出版具有哪些开创性意义？

陈  昕：过去，业内还没有这样一个规范性的报告。报告对全国图书出版的数据进行分类和整理，并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有效地利用产业经济学的工具，故而具有科学性。可以说，报告的出版弥补了行业的空白，它对图书出版产业的建设将起到积极地推进作用。

聂震宁：就我看来，这个报告的出版本身就具有标志性意义。报告出版标志着产业的自主意识和社会认同进入一个新阶段。出版产业有了相对规范的产业认同、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相比较过去，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们都在说出版产业。那么，作为一个成熟的产业形态，本身应当有完整的自我评价体系，应当有专业的评价机构、专业评价人员和科学的评价方式。譬如金融市场、股票市场，他们就有自身的分析员和一整套的操作体系。现在，我们出版产业也开始做这样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了。所以，我们说报告本身的标志性意义更大于其实质性意义。

周蔚华：党的十六大以后，出版业加快了从过去单纯事业性质向现代产业转变的步伐。过去的管理比较注重强调出版的意识形态性，而当下在强调出版意识形态性的同时也强调出版的产业属性。因此无论对于各级出版管理者，还是出版产业研究者甚至从业者，都需要对出版产业的一些基本状况有个清晰的把握。例如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产业效益和产业规模大小、业态和绩效的发展情况等等。（在《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出版之前，每年新闻出版总署计财司也会发布年检的统计数据，但是这些数据提供的是基本情况，不是一种产业报告的形式。它没有对出版产业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因此对于出版产业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指导性功能较弱。）在《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出版前，我国还缺乏能够按照国际产业报告的规范做法发布的权威的产业报告，对于业界尤其对于海外出版界来说，更是缺乏了解中国出版产业状况的权威数据。而《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在推出之后，对从业人员、产业研究者、其他产业研究者乃至海外出版界来说，就成为一份非常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同以前出版的文化产业报告、出版蓝皮书相比，《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编写的起点是不同的。前者是研究者或者学术界对出版业的分析，更多具有“民间色彩”，而后者是政府主管部门的分析，带有官方报告的色彩；前者多为单篇文章汇编性质，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而后者把图书出版业作为一个整体，从产业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出版进行系统的分析，而且报告的所有数据都来自出版一线，是最原始的数据，真实性和权威性更高。

周五一：我认为，《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的出版对于整个出版业来说有这样几个意义：

第一，在我国很长一段时间更多强调出版的意识形态性，而这个报告的出炉表明，出版不再仅仅被作为意识形态的阵地来看待，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产业，这对于当下的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可以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报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