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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工作室 讯：
○吴培华苏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
也许是家庭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书，而且喜欢看闲书。好像还是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国的几大名著已经给我全翻过了，为此，曾经有一次被那疼我爱我直到永远离我而去的母亲把书给烧了。等到我成了孩子的父亲，我才读懂了当时怎么也不理解的母亲的心思。其实，那个时候看的书也并不十分理解，似懂非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中学到大学，直到留校做了老师，看书读书教书就成了我的职业。因为喜欢书，那每个月三四十元钱的工资，起码要有三分之一花在买书上。难怪当时我们的老系主任——一个藏书家，偶尔去我家会发出惊奇的感叹声，说想不到你有这么多的书啊！几次搬家，搬一次整理处理一批，可是书还是越来越多。二十年如一日，买书读书教书是我唯一的爱好，虽然没有多少长进，除了职称慢慢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教授，其他还真的没有什么变化。
二十年后，想不到爱书爱到了去出书了。学校一纸公文把我调到了正处于困境的出版社。就是在那段十分困难的时期，读书的习惯还是没有改变，也只有读书的时候，我的心情会感觉一种释放松弛的舒坦。但是读的书却慢慢在改变。由原来的“闲书”乃至于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的武侠，原来的我更是百看不厌，逐步转到出版上来了。一个教师一下子要转变为出版人或者说是出版商，难度跨度太大了，我认准了唯有看书，重新武装自己。我那时发过誓，没有三年的努力，我不写一篇文章。我不会忘记那段困难的时期，“充电”、出版、经营，再加上老母病危，要不是我有强壮的身体本钱，恐怕真的扛不过去呢，就是这样，我成了我家族中唯一的高血压患者，那时我才４４岁。可是读书看报的习惯还是依旧。
读书的习惯没有变，变化的是爱书却不买书了。可以说，进了出版社，我就很少买书了。因为在出版领域，要书是方便了，尤其是随着我在出版界时间的拉长，认识知道我的人也逐步多起来了，朋友们知道我的爱好，有什么好书就给我寄，我看到了喜欢的书还可以讨要。喜欢书去讨书我以为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孔乙己说读书人窃书不算偷，何况我是明目张胆地讨要？干了出版，三句不离本行，看书当然也多是编辑出版类的书报刊。记得我一到出版社，就分管经营，《中国图书商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出版》、《出版发行研究》、《出版广角》等业内的主要报刊是我每天阅读的主要对象。后来我又兼任学校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导师，因那教学、研究的工作需要，我就不仅是阅读了，还做笔记、资料整理、数据分析，好像是读得更深入了。记得在《中国图书商报》八年百版纪念的时候，我还写过一篇题为《商报，我们一起走好》的回忆文章。
出版人忙于编书出书，整天忙忙碌碌，很少有时间看书，时间长了，读书的兴趣也就更淡薄了，这可能是目前中国出版界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现象，目前出版业的许多问题，比如编辑的素质、人才的培养、先进技术的应用等，无不与读书有关系。显然，出书人不读书或者说不爱读书是不行的，我们要出好书，首先要爱书，只有爱书才会去读书，只有去读书才会懂书，只有懂书才会去“做书”、做好书，这个浅显而又深奥的道理也许就是一个真理。
黄油灯·破藤椅·《万历十五年》
○顾 青（中华书局副总编）
记得那是１９８７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华书局工作。我学习的是古典文献专业，中华书局几乎就是心目中的圣地。能够在这里做一名编辑，自然是一个理想的职业。报到第一天，我突然被告知已经参加了中央机关讲师团，赴河南贫困地区支教一年，而且很快出发。虽然有些出乎意料，但我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出发前，我在中华书局读者服务部里，买了一本《万历十五年》，随身带去河南。这书在１９８２年就出版了，我虽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读过。
我的支教点，是民权县教师进修学校，专门负责培训小学民办教师。当时的民权县还是个贫困县，学校草创未久，就设立在县城外黄河故道里的一片沙地上。我们的厨房是自己砌的，厕所是露天的，喝水要打井的，条件自然艰苦。此地的供电常常不足，时有时无，所以宿舍里要准备油灯。这对我又是一番特别的经历。
我讲课之余，主要就是读书度日，《万历十五年》便是反复阅读的一本。是的，在昏黄恍惚的油灯下，我倚靠在一张破旧的藤椅里，捧着那蓝色封面的小册子，让黄仁宇先生的文字一行一行地进入眼帘，万历、张居正、戚继光、李卓吾、海瑞这些个人物便一个一个地在我脑海中活泛起来，生动起来、仿佛就在眼前。是他们陪伴着我，度过了这段艰苦而又美好的农村支教岁月。
一年很快过去了。我回到北京，在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学习着做一名编辑，每天和书稿校样为伍，开始了向往以久的编辑生涯。其后的若干年里面，我没有再读过《万历十五年》，倒是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读中国历史》在刚刚出版时翻看过。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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