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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工作室 讯：
今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是出版发行体制改革整体推进的一年，也是整个书业冷静思考、归于理性的一年。
一年过半，出版、发行领域都做出了新的探索，颇有可圈可点之处。本报以“环境·大事”、“理念·热点”、“分销”、“出版”为大框架，进行了不完全梳理，期望对业界有所启迪，以更好地推进全年工作，推进“十一五”发展，同时也是读者回顾本报上半年报道的导读。（本报近期还将推出本文的姊妹篇——’０６阅读市场大事上半年回顾版）需要说明的是，有些话题是不能截然分类的，如教材招投标、“三农”出版发行、信息化建设、全民阅读等，这也恰恰说明，健康、快速发展的书业环境，需要全行业共同营造。
环境·大事
“十一五”
“十一五”，文化产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十一五”，出版产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上游出版生态困局待解，下游流通格局变数纷呈。去年岁末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承担着起承转合２００６乃至“十一五”中国出版新布局的使命，未来五年中国出版业发展路线图成为业界最关注的话题。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是我国图书出版业在“十一五”期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政策保障。与“十五”规划相比较，“十一五”规划具有五大特点：子规划导向鲜明，彰显时代要求；医药科技、文化和艺术唱主角；社科出版成为规划最活跃的力量；区域板块基本形成，北京占半壁江山；强势出版社领军图书规划。
“十一五”期间，出版发行业将面临因特网、手机短信、数字出版等科技发展引发的对出版环境的影响，不少出版社和发行单位已经或者正在开始着手对自身未来发展的思考和规划，这种现象本身也是出版业理性回归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于出版发行单位而言，战略规划的最大价值在于它的过程，在于培养一种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系统思考与应变能力，而不仅仅是规划的结果。
链接：１月３日６版《“十一五”：中国出版业酝酿破题》，３月１０日１版《拓展出版产业上升空间》，３月２８日４版《编制“十一五”规划三要素》，４月４日２版《网络化、标准化：“十一五”市场挖潜之重》，４月２１日３版《战略规划走进出版社》，６月６日１版《强社领军规划 社科出版活跃——“十五”“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之比较》
出版发行体制改革
试点单位大胆改革，紧紧围绕与书业本身内部规律，与国内外大势的“对接”，坚定前行与“腾跃”，初见成效。
２００６年１月上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颁布；２月，新闻出版总署发出《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在５月举办的“全国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培训班”上表示，新一轮改革将兑现多年来的有关政策倾斜的承诺，积极为兼并重组穿针引线，推动出版、发行单位之间相互参股，要有大手笔，体现大战略。
根据加入ＷＴＯ的承诺，２００６年是我国出版分销行业全面放开的最后一年，深化体制改革以应对入世，正在成为出版发行行业的重中之重。５月２４日，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借壳上市，成为出版发行业第一个经历了从国有到国有多元，再到混合所有制，最后迈向上市公司的企业，其标本意义自不待言。
链接：３月２１日１版《对接，并腾跃着》，３月２４日２～４版《试点、变革、创新——出版发行体制改革试点单位报道》，３月２８日１版《直面市场是不二之选》，５月２６日１版《中国新华第一股借壳上市》，５月３０日１版《解读新一轮出版发行改革路线图》
教材招投标
基础课程改革的推进、教材招投标的试行，势必给出版业带来重大影响。
继２００２年在福建、安徽、重庆三个省市试行中小学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后，新一轮试点从今年１月１６日开始，包括福建、安徽、重庆、浙江、江西、山东、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等１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就各试点省２００６年秋至２００８年春两学年的中小学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部分品种的印制、供货权责，以及全部品种的总发行权进行公开招标。
新一轮招投标呈现出四方面特征：一是招标规模大，１１省（自治区、直辖市）教材发行招标的年度总码洋约为７０亿元；二是参与投标的单位范围广、数量多，且实现了“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制”；三是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的全过程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四是招标结果实现了出版环节和发行环节的分别让利，教材总体价格降低，使学生和家长受益。
链接：３月３日１版《新一轮教材招投标全面展开》，４月７日１版《六省市教材出版发行招标揭晓》，５月９日１版《出版发行中标人浮出水面》
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已经发展成为决定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
“２００６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约４００位高官、专家、学者、企业家，论坛规格之高、范围之广、人数之众，表明中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国力度、营造和维护创造与创新环境的决心。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７月１日起全面施行，意味着我国的网络信息传播开始迈入规范化发展的轨道，也因此成为我国网络信息产业发展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笔。《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在明确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是鼓励知识传播和信息共享的，从而符合了当前社会的发展趋势。立法者明确支持了教学科研合理使用权和图书馆合理使用权。鼓励为知识的传承和创新而合理使用现有知识的趋向十分明显。使用者和权利人以市场化的博弈方式确定报酬标准的模式不仅较之以往有所突破，而且使之更具有操作性。
链接：４月２８日１版《知识产权是企业核心竞争力》，２版《保护，为了创造和创新》，６月２７日１、２、５版《业界细品条例 各方详说规则》
理念·热点
理想与理性
对于眼下的中国书业而言，过度依赖教材出版、严重库存、出版改制的障碍等诸多问题的存在，无疑是我们走向世界出版强国的心头之“痛”。理性承认、分析并解决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出版格局的演变方向。
本报今年改版第一期，发表了题为《重塑中国书业的理性与理想》的社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呼唤理性、建设理想的观点。业内不少有识之士对中国书业如何理性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赖德胜认为，出版业要发展，必须有好的微观基础、好的市场环境和好的宏观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周蔚华提出，最重要的是以创新的精神，通过观念、体制、机制、技术手段、形式和内容等方面的不断自主创新，形成别人无法取代的核心竞争能力。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认为，美国出版业集团化后，把经营目标置于文化追求之上的做法使出版业的优秀传统消失得无影无踪。浙江发行集团总经理助理郑重提出，要理性看待出版利润、书价、“教材改革”和“减负”、渠道连锁、“改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业内资深专家巢峰呼吁，从实际出发，发布出版市场动态，压缩浮夸，引导生产部门和企业调好生产指标，是缓解出版业滞胀现象的必要措施。
链接：１月３日１版社论《重塑中国书业的理性与理想》，２月２１日２版《三重视角求索书业之“是”》《当代中国出版的“灵”与“肉”》，２月２４日２版《他山之石犹可鉴》《重塑书业理性的几点看法》，３月３日２版《“调整”是出版“十一五”的当务之急》
竞争力
行业对竞争力的关注前所未有，任何研究报告、市场调查、行业排名都会触动出版社敏感的神经。
本报所做的《谁是出版业的前２０％》调查显示，国内不仅出现了销售码洋突破２０亿元的出版社，而且出现了４家销售码洋超过１０亿的社，３亿元以上的出版社更是已超过了三十家，显示出大社“强者更强”的增长态势，也证明行业集中度有所提高。２００５年的“亿元社”里，“稳定规模，提高单品种图书销售量”的声音很高。这与前几年很多出版社以扩大出版品种数量获得快速增长的做法有所不同。相当多出版社都表示对新书品种的选择要慎重，减缓扩张的速度，有的还出现品种数量下降的情况。这种“以质量求效益”的思路，也反映着出版界的成熟和理性。《谁是北京最具竞争力的出版社》报告，对２００４年北京地区进入竞争力指标体系监测系统的１８９家出版社进行了竞争力排名。分析表明：上榜出版社经济总量大，对北京甚至全国的出版产业具有重大影响；教育出版对出版社的竞争力影响大；经营成为最主要的提高竞争力的手段；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竞争力优势；少数出版社竞争力变数较大。
全民阅读
全民阅读和图书出版发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公民的阅读需求，图书出版的市场只会越来越萎缩；图书市场的徘徊不前，正说明我们出版人需要下大力气出好书，大力倡导全民阅读风气的迅速成长。
今年的４月２３日显得与以往有些不同——中宣部等１１个部委联合发出倡议，要求在４月２３日“世界读书日”前后，开展“爱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鼓励读者用一年的时间积极参与“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征文活动。当天，全国新华书店以至少八五折的幅度优惠售书。
政府主导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可谓给出版业打了一剂“强心针”。只有从中央到地方联合诸多部门建立起全民阅读的常设机构，进行现代人接受知识方式的比较研究，建立读书数量、内容、方法的衡量体系，深入研究并协调解决读书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全民阅读才有望持续下去。现在的关键是，出版发行界应当抓住契机，大力培育和创造书业消费市场。
链接：３月７日１版《２００６：全民阅读总动员》，４月２１日１版《借势福音谋利好》，４月２１日《阅读周刊》１版《建构以经典阅读为根基的书香社会》，４月２５日１版《书店与读者一起过节》，４月２８日《阅读周刊》１版《中国儿童早期阅读现状堪忧》，６月３０日１版《探访当下少年儿童阅读生态》
诚信
完善诚信体系、规范诚信秩序，是当前中国出版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思考乐书局１月１８日再度流拍，曾经在图书分销领域名噪一时的品牌一文不值，无疑是诚信危机引发恶果的典型反面案例。而与此对照的是，社会科学文献、作家、浙江少儿、上海外语教育、武汉大学等出版社与经销商签订“诚信合同”，此破冰之举引发业界关注。
出版社与经销商签署“诚信合同”以图走出怪圈，是件有意义的好事。但在法律专家看来，签署合同本是商业行为的应有之义，这在书业内一直是“应为而未为”之事，因此，签署“诚信合同”不能说是创举，最多是补上了这一课而已。尽管如此，这一课仍是重要的、意义深远的：其一，在意识层面上树立了信规则、守规则、建规则的愿望，能够引领和形成信守商业道德的共识；其二，在法律层面上建立了权利保护、义务履行、责任承担的范例和规则，能够逐步建立出版社权利保护的体系和机制。诚信的商业道德需要培养和弘扬，诚信的法律义务需要遵守和履行，“诚信合同”之举是一个有意义的肇始。
链接：１月２４日１版《供货商经销商要签“诚信合同”》
“先畅后销”模式
畅销书榜单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在市场上图书品种极大丰富的情况下，榜单起着帮助指导销售的作用。
中国出版集团４月启动“畅销书推广计划”，借鉴国外书业成功的“先畅后销”的畅销书推广和运作模式，其宗旨是通过推选、发布具有中国出版集团自身特色的畅销书，积极主动、定期持续地向读者告知、强化“双效”畅销书的出版情况，以畅销书拉动市场。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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