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出版五十年

图书工作室 讯：
在普天同庆中华人民共和国50华诞的日子里，作为一名出版工作者．追昔抚今，新中国出版事业50年来的进步，不时在脑海浮现。出版作为一种大众传播手段，服务于国家的各项事业，正可谓国运兴，则出版兴。各种出版物真实地记录着50年的风雨坎坷和旷世辉煌，广大出版工作者也与共和国一道同喜同悲，同呼吸共命运。50年的新中国出版史，可以从一个侧面作为新中国半个世纪奋斗历程的生动写照。

　　一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十分重视出版工作，我们党的主要创建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都曾在党的初创时期进行了大量的出版活动。陈独秀主持出版了《新青年》，李大钊积极参加了编辑工作，并是主要的撰稿人；毛泽东主编了《湘江评论》。与此同时，全国许多地方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还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励新》半月刊、《武汉星期评论》等，1920年，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这些出版活动不仅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充分而又有效的思想舆论准备。从此，我们党所直接领导的这支出版_大军，从上海走到了瑞金，从瑞金走到了延安，再从延安走到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革命和进步的出版物启发和引导了成千上万的人走上革命道路。到1949年，全国解放区已有新华书店分店、支店735处，印刷厂29个，拥有职工近万人的专业出版队伍。与革命出版大军同奋斗的还有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的和进步的出版力量，他们以鲁迅、邹韬奋、胡愈之等人为杰出的代表。他们在白色恐怖之中，传播真理，提倡科学、民主的精神．抨击反动政府的统治，与在解放区的革命出版队伍形成强有力的呼应之势。这两支革命出版大军由于新中国的建立而得以汇合，标志着新中国出版事业在其诞生之初就表现出了鲜明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旧中国留给人民共和国一个衰落凋零的出版业，1949年，全国仅出版图书8000余种，总印数1.05亿册；报纸315种，总印数4.12亿份；杂志257种，总印数0.2亿册；全国书刊排版1.22亿字，铅印印刷13万令，全国出版用纸不足3万吨。l949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出版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为此次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对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寄予厚望，提出了很高韵要求，他在中南海颐年堂亲切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会议指出：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是人民出版事业的基本方针。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胡愈之同志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为副署长。政务院于1950年10月28日发布了《关于改进和发展全国出版事业的指示》，明确提出：书籍杂志的出版、发行、印刷是三种性质不同的工作，原则上应当逐步实现科学的分工；出版总署应当协助各大行政区分别筹建、改进或扶植地方的出版事业；国营书店应团结与组织一切私营书店，共同把书刊发行工作做好；书籍期刊的出版发行，不论公私经营，均不得单纯以营利为目的。建国初期，出版总署用了很大力量来统一全国的出版事业，逐步做到了统一书籍编校制度、统一版本格式、统一书刊定价、统一书刊字体和版本记录、统一书刊稿酬、统一书刊进出口工作。《新华月报》和《人民文学》与新中国诞生的同时相继创刊，毛主席还分别为这两本杂志的创刊号题了词。从1950年起，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青年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相继成立。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很快焕发出勃勃生机，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其中汉文版到1965年共发行1114.9万套，这在中国的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也相继问世。随着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图书出版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红岩》发行了712万册，《保卫延安》发行了238万册，《烈火金刚》发行了252万册，《红旗谱》发行了217万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图书的出版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版的。华罗庚的《数论引导》和《堆垒素数论》、钱伟长的《弹性圆薄板大挠度问题》和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出版都达到了新的水平。到1956年初，我国出版业基本完成了对私营出版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以国营出版为主体，编印发合理分工，法规制度统一的出版体系。这一年，全国共出版图书28773种，总印数17.8亿册，分别是1949年的3.6倍和17倍；出版报纸26.1亿份，杂志3.53亿册，分别是1949年的6.3倍和17.7倍；全国书刊铅印283万令、胶印印刷207万令，分别是1949年的21.8倍和96.6倍。
　　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加上“大跃进”期间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猖獗，出版工作受到很大的影响。一些地方不顾出版工作的内在规律，搞所谓的出版竞赛，把编辑周期缩短到完全违背客观规律的程度，有的社甚至十几个小时就出一本书。一些图书粗制滥造、质量低劣。广大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不仅没有在“大跃进"中调动起来，反而受到极大的伤害。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的出版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出版管理机关基本瘫痪，许多出版工作者被下放劳动，书刊结构严重失衡。1967年，全国图书品种猛降至2925种，比1965年减少了17218种，全国仅出版杂志27种，比1965年减少了763种。“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因政治性原因报废图书的总码洋达2．8亿元。

　　二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给我们的国家带来了新生，也给出版工作带来了新生。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出版事业在拨乱反正的同时，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3月，经中央批准，动用国家储备纸紧急重印了35种中外文学名著，并及时出版了一大批读者渴望已久的各种图书，这对于缓解十年浩劫造成的严重“书荒”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同年10月，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对突破出书内容和出书方针上的禁锢、繁荣少儿读物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新时期出版工作的历程中，1979年12月的长沙会议是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会议明确提出新时期出版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和成果，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会议提出地方出版社出书不受长期形成的地方化、通俗化、群众化的限制，可以“立足本省，面向全国”。这对于解放出版生产力，调动广大出版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形成出版事业新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作用。今天，在我国出版产业的总体格局中，北京、上海这两个老基地继续焕发着青春活力，湖南、江苏、浙江、湖北、广东、辽宁、四川等地也已经或正在形成辐射全国或周边地区的出版中心、发行中心。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决定》分析了出版工作所面临的形势，指明了出版工作的任务、性质和指导方针，对出版工作已经进行的改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决定》指出：“出版事业的发展，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物质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和重要条件。”“我国的出版事业，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版事业根本不同，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传播一切有益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决定》的颁布，及时有效地解决了出版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重大思想和理论问题，《决定》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对指导今天的出版工作仍具有重要的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出版事业以改革为主线，抓繁荣、促发展。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随着市场因素作用的加强，出版改革首先在发行领域展开。1982年，国家出版局确定了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全国组成一个以国营新华书店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的图书发行网。“一主三多一少”对于解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图书发行的僵化模式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到了今天，对图书发行体制改革仍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1988年4月，中央宣传部和新闻出版署提出了深化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要求，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联合，发展各种出版发行企业和企业集团。通过改革，我国图书发行业逐步形成了国有书店、集体个体书店共同参与市场竞争的局面，方便了广大读者购书，加快了图书的物流和信息流。出版单位的经营机制改革着眼于扩大经营自主权，调动生产积极性。1984年在哈尔滨召开了全国地方出版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当扩大出版单位的自主权，提高出版单位经营的主动性。要求出版单位从单纯的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此后，许多出版单位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加强了内部经营管理，讲求成本核算，引进竞争激励机制，逐步适应了急剧变化的外部环境，形成了新的工作机制和竞争实力。出版改革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一大批重要的出版物得以问世。《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的出版，为全党全国人民学习邓小平理论提供了最重要的教材，也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共发行2000多万册，成为新时期发行量最大的图书。在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也有大批精品与读者见面。《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美术全集》、《机械工程手册》、《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英汉大词典》等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其工程之巨大、学术水准之高，在中国出版史上是可以留下一笔的。
　　出版业在此间的发展还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媒体形态逐步增多，二是科技水平明显提高。20年前，当人们谈到出版的时候，几乎就只有纸介质这样一种概念，全国只有中国唱片总公司能够生产木纹、胶木和薄膜唱片和录音磁带。80年代中期，录像带开始出现，90年代后，激光视盘和唱盘、VCD、DVD等新型的出版介质很快在我国出版业广泛采用。电子出版物在我国起步于80年代，先后出现了软磁盘(FD)、只读光盘(CD—ROM)、交互式光盘(CD—I)、照片光盘(Photo—CD)、高密度只读光盘(DVD—ROM)。到1999年10月，我国出版的电子出版物已逾5000种，《毛泽东》、《邓小平》、《中国大百科全书》、《四库全书》、《中国美术全集》等达到了很高的设计和制作水平。《颐和园》、《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等5种光盘分别在两届“莫必斯”多媒体国际大赛中获奖。编辑技术手段的计算机化已在许多出版单位实现。1974年，经国务院批准，为解决汉字的计算机排版问题，北京大学的王选教授等开始研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他们成功地跨越了国际上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发出能够处理汉字信息的第四代激光照排机，掀起了我国印刷业的一场技术革命。我国的印刷业逐步告别了“铅与火”，进入了激光照排、胶印印刷、装订联动等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规范的新时代。

　　三

　　1992年，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极大地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使我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出版业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随着外部环境中市场经济的因素逐步强化，如果不及时地解决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将会影响到现实以及长远的发展。1994年初，新闻出版署党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推动出版工作实现从总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阶段性转移的思路，通过转移，逐步建立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反映出版业自身发展规律新的出版体制。阶段性转移从一开始提出，就包含着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是要实现体制转轨，一是要实现增长转型。1995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了新闻出版署党组的工作汇报，肯定了阶段性转移的工作思路，并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性和原则性的指示和意见。1996年10月，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宏观调控，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目前总量过多、结构失衡、重复建设、忽视质量等散滥问题，努力实现从扩大规模数量为主向提高质量效益为主的转变。”阶段性转移这一工作思路很快得到了全国出版界的积极响应，各级出版管理部门也采取了许多举措来推进出版业的阶段性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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