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出版业

图书工作室 讯：
魏晋时期虽为我国历史长河中的散离期，然其在出版业方面所取得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本文欲从政府对出版的重视程度、当时的出版水平、出书的数量、品种等几个方面勾勒其时的出版状况，为这方面的研究抛砖引玉。

　　一、政府对书籍出版的重视

　　魏晋时期，不少皇帝、重臣皆雅好典籍，重视书籍出版。魏文帝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阐述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如果说魏文帝为“建安文学”的重要人物之一，重视书籍不足为怪的话，那么晋怀帝的偏好可见其时皇帝对书籍的重视。史载：“(帝)在东宫，恂恂谦损，接引贤士，讲论书籍。及即位，始遵旧制，临太极殿，使尚书郎读时令，又于东堂听政。至于宴会，辄与群官论众务，考经籍。”(《晋书·怀帝纪》)对书籍的重视在此可窥见一斑。魏文帝还亲自著书，《魏书·文帝纪》载：“初，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日《皇览》。”有的皇帝甚至还亲自讲解经书，《晋书·穆帝纪》记载：在永和十二年二月及升平元年三月，晋穆帝两次皆讲解过《孝经》。就连文化素养不高的后赵君主石勒也是，“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晋书·石勒载记》)政府对书籍出版的重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设官治书。
　　魏晋统治者十分注意治书，在中央、地方皆设有书官。魏明帝太和年间，在中书省设著作郎，职掌修史。《晋书·职官志》云：“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诏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故有中书典书之说。如“久之，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吴书·顾雍传》)晋代开始，又改属秘书省，号称大著作郎，专掌史任。《晋书·职官志》云：“元康二年，诏日：‘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属秘书省。魏晋时期，为治书还专门设有搜集资料的官，为著作佐郎。晋武帝泰始六年曾下诏日：“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付。后有其事，辄宜缀集以为常。”(《晋书·武帝纪》)当时，是由佐郎大量搜集资料，以供正郎撰写传记之用。即是刘知几所说的“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史通·史官建置》)除著作郎外，还设有左右长史，《晋书·宣帝纪》载：“(嘉平)二年春正月，天子命帝立庙于洛阳，置左右长史，增掾属、舍人满十人，岁举掾属任御史、秀才各一人……”
　　著作郎内部的分工也较细密，如“李鬯……具传其(父)业，又从默讲论义理、五经、诸子，无不该览，加博好技艺，算术、卜数、医药、弓弩、机械之巧，皆致思焉。始为州书佐、尚书令史。……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蜀书·李鬯传》)这里的“州书佐”应为典掌州郡文书的书官，其才能要求也是很高的。
　　魏晋时期，在军中还特设有治书官，史载：“是时董卓迁天子都长安，卓因留洛阳。朗父防为治书御史，当徒西，以四方云扰，乃遣朗将宗属还本县。”(《魏书·司马朗传》)“卓为太尉，辟蔡邕为掾，以高第为侍御史治书，三日中遂至尚书。”(《魏书·董卓传》)又“(沈)好书，善属文……后起为治书侍御史，转秘书监。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晋书·王沈传》)当时军中还设有“记室”、“中大夫”、“参军”治书，石勒就曾命记室佐明楷等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等撰《大单于志》。(《晋书·石勒载记》)
　　政府设官治书，既使著书的数量得到增加，同时委任专人各司其职，也有利于书籍质量的提高。
　　2．核定图书，分门别类。
　　魏晋统治者设官治书的同时，特别注重典籍的整理，魏臣袁须在魏国初建时，向魏太祖建议说：“今天下太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太祖善其言”。(《魏书·衰须传》)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太史令，撰《吴书》，华核、薛莹等毕与参同。孙休践阼，为中书朗，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
　　西晋时荀勖为秘书监时，“与中书令张华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晋书·荀勖传》)东晋时，典籍混乱，“(李)充删除烦重……注尚书及周易旨三篇，释庄论上下两篇，诗赋表颂等杂文二百四十首。”对图书典籍又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整理工作。

　　二、编校学方面的新发展

　　1．创立四部分类法。
　　荀勖在张华的协助下，根据《魏中经簿》编辑了《晋中经簿》，称为《中经新簿》。《晋中经簿》正文十四卷，另附佛经两卷。其著录图书1885部，20935卷。它把图书以甲、乙、丙、丁分为四部，“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隋书·经籍志》)甲部记六艺及小学，即《七略》的六艺略，收录经部书。乙部纪古诸子家、近世诸子家、兵书、兵家、数术，相当于《七略》的诸子、兵书、数术、方技四略，收录子部书。丙部系由《七略》六略中之春秋类目所附的历史书籍扩大而成，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收录史部书。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即《七略》的诗赋略，收录集部书。这种图书体系的变革，较好地反映了《七略》成书以后三百年内，由于学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文化典籍范围扩展的情况，开创了四部分类法的道路。为中国较早的一部四部分类为主的书目。《晋中经簿》完成后的十余年，中国北匈奴族刘聪攻陷了洛阳，荀勖、张华整理过的图书被焚，直至东晋初才开始重新搜集图书，并由李充整理编目。
　　李充根据政府积聚到的3014卷图书，依荀勖的《晋中经簿》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更换了乙、丙部所收录的图书，即甲部为经书，乙为史书，丙为子书，丁为集部书。李充所修订的四部次序，成为后世四部分类法的永制。
　　2．规范版本及文字。
　　魏晋时期很注重规范版本及文字。《蜀书·来敏传》载：“来敏……涉猎书籍，善左氏《春秋》，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学校尉，及立太子，以为字令。”可见，在三国时对文字的规范就非常重视。为了规范版本及文字，魏晋时期的刻石很多。如“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宇经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晋书·卫瓘传》)为让学生不至于误学，晋在太学往往立石经，以正版本。如：“时天下暂宁，頠奏修国学，刻石写经。”(《晋书·裴秀传》)“(赵至)年十四，诸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徘徊视之不能去，而请问姓名。”(《晋书·文苑传》)嵇康在太学所立的石经，一当为规范版本，再者也是树字之楷模。
　　3．注重辨伪。
　　魏晋时期，由于政局的动荡不安，朝代更迭，战争频繁。每经战乱以后，统治者都要下诏，出重价求书，由于利欲的驱使，使不少人开始造假。加之，中国人有好古之习气，以为今人的见解不及古人高明，便造作伪书，改窜古书。以求争辩中取胜。炫名者有之，掠美者有之。这使魏晋时的伪书迭出。如《晋书·陆机传》中附载陆喜的写作情况时说：“其书近百篇。吴平，又作《西州请论》传于世，借称诸葛孔明，以行其书也。”
　　伪书的出版也引发了当时对书籍辨伪的重视。如《魏书·国渊传》云：“时有投书诽谤者，太祖疾之，故必知其主。渊请留其本书，而不宣露。”魏晋己开始就其人的学识功底及手迹来辨别真伪。晋时，“武帝尝曰《六代论》，问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对曰：‘先王有手所作目录，请归寻按’。还奏曰：‘按录无此。’帝曰：‘谁作?’志曰：‘以臣所闻，是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书传于后，是以假托。’帝曰：‘古来亦多有是。’顾谓公卿曰：‘父子证明，足以为审。自今已后，可无复疑。”这里晋武帝司马炎已认识到伪书“古来亦多有是”这一现象，但仍很注重对伪书的辨别，以问曹植的后人曹志。曹志在这里不仅辨别了伪书，还指出了晋时流行的《六代论》这本伪书造伪的原因。据此，足以说明当时是很重视书籍辨伪的。

　　三、出版工艺的提高

　　1．多重的文字载体。
　　自汉代纸发明给出版业带来第一道曙光以后，纸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见诸魏晋时期的典籍，纸的记载已明显多于前代。但整个魏晋时期，文字的载体并非只有纸，竹、帛的使用仍较频繁。如“今欲为使君合步骑十万，上可以匡主济民，成王霸之业，下可以割地守境，书功于竹帛。”(《蜀书·先主传》)“艾功名已成，亦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晋书·殷灼传》)“后题帛为书，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赏。”(《晋书·后妃传》)皆记有竹帛。从现今出士的简牍文书中，也发现晋代有不少的竹简。即这时为简、帛、纸并用之时期，当时已“简纸”并称之。如：“夫叙用之官得通章表者，其让贤推能乃通，其不能有所让徒费简纸者，皆不能通。”(《晋书·刘捷传》)简纸并称，足以说明当时简、纸同时皆作为文字之载体。
　　当时纸之所以未完全广泛使用，其中的原因并不因纸的生产量过小，价格昂贵而不堪用之。相反，恰恰是魏晋时期门阀的形成，奢靡之风隆盛，有贱纸的观念。如：“(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食日万钱，犹日无下著处。人以小纸为书者，敕记室勿报。”(《晋书·何曾传》)正是因为有像何曾这样轻纸，贱纸的人，才使魏晋时期的竹帛有着相当广阔的市场。
　　一个有着强大生命力和远大前途的事物的出现，无论如何它总是会被人们认同接受的。纸的使用就是这样。尽管魏晋一批奢靡之士轻纸、贱纸，但成本低廉、书写方便的纸还是逐步完全代替了竹帛。晋时，政府库中藏纸的数量己相当多。如“王右军为会稽令，谢公就乞笺纸，库中唯有九万枚，悉与之。”(《太平御览》卷605引《语林》)“秘府中有布纸三万余枚，不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吏，书写起居注。”(《初学记》卷2l引晋人虞预《请秘府纸表》)以上两例，不仅说明政府库内有一定量的纸藏，而且，连谢公、虞预这样的上流人物己习惯用纸，且书写的还是记录皇帝行居的起居注。说明纸逐渐为人们广泛接受。以至到东晋末年，豪族桓玄废晋安帝自立为皇帝，看到纸的普遍运用的意义，于是在元兴三年(440年)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暂以黄纸代之。”(《初学记》卷21引“桓公伪事”)终于统治者用法定的形式规定了纸作为书籍的唯一载体。这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使我国的书籍从此摆脱了繁重，也使书籍的出版与发行更为方便。今天，在出土的文物中，就未曾见到晋以后的简牍了。
　　2．雕版印刷术思想的契机。
　　自有石刻以后，捶拓方法逐渐产生。人们在石碑上铺以润湿了的纸，用“扑子”或者棕刷涂墨刷纸，然后轻轻捶打，使纸密附于石面，因为石上字体是凹陷的，所以纸有文字处皆不受墨，揭下后凉干，便成为黑底白字的复制碑文了，这种捶拓下来的拓本又叫拓片。捶拓方法究竟源于何时，史家有争论，但多数认为是公元二世纪以后产生的，也即魏晋时期产生的。通过这种方法，使我国史存的碑文成千上万次地被复制，成为人们书法的楷模。不过，拓印的方法还是挺麻烦，最好是在底板上刻上反体凸出的文字，印出的文字则如手抄本一样为白底黑字了。晋代的砖瓦上文字已出现了反文。如晋泰始七年(271)、太康六年(285)、永宁元年(301)等砖，太康二年(281)的造瓦，也都有阳文凸起的反写字。社会上这种在石、砖、瓦上的阳文反刻工艺的存在，也为最后发明雕板印刷术提供了思想的契机，是我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3．书藉装帧技术的进步。
　　魏晋开始，我国可以说进入了卷轴文化的黄金时代。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卷轴，就不少是魏晋时期的产物。曾在敦煌偷走我国很多卷子的英人斯坦因在其《敦煌取书记中》对卷子本书籍的大概情形作了这样的描述：“皆系卷叠园筒，高约9.5至10.5吋，都是佛经的汉译写本或古文书，很平软的黄色卷子，外裹以丝织物，甚为柔韧。卷中插以小木轴，间施以雕饰者，轴端或系以结。纸张长度各有不同，放卷袖的形成亦各异，大约每张之长，自15吋至20吋，书写时则每张连结而成一卷，至文字终结为止，放展而阅之，延伸颇长。”这种装帧形式比较灵活，可“依书长短，随书裁之”。
　　魏晋时期书籍装帧另一个突出之处是“潢纸”技术的提高。这种技术虽在魏晋以前已产生，如汉刘熙的《释名》就解释“潢”字为染纸。但到魏晋时才更臻成熟。《齐明要术·杂说》中对此有详细记载：“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特宜入漳。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也。人浸蘖熟。即弃渣，直用纯汁，费而无益，蘖熟后，漉汗持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二捣二煮，舔和纯汁，其省功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热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之，熨而潢之。”这种方法，既对书籍起到了防蠹作用，又使书籍不失色泽。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