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出版业

图书工作室 讯：

　　四、出版量的增加

　　1．复制的盛行。
　　魏晋时期纸使用量的增长，有以抄书为业的职业抄书人。史载：“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傭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吴书·阚泽传》)当时，为人抄书可能收入不薄，因此，有因抄书而致富的。如“(张既)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令者辄给与，以是且识焉”。(《魏书·张既传》注引《魏略》)能抄书致富，当抄书的收入不薄，同时也反映其复制书籍之勤。魏晋时期，复制书籍数量最大、最为典型的事例，当为我们今天熟知的“洛阳纸贵”一事。《晋书·文苑传》载左思著《三都赋》后，因其文精妙，“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可见，当时书籍的复制量是相当大的，否则就不会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了。在近现代发掘的文字中，也证明魏晋时期手抄复制非个别现象。如1900年，在甘肃敦煌千佛洞发现25000余卷遗书，绝大部分为手写卷子，最早的就是手抄于晋代的，其中的《陀罗尼神咒经》为西晋成年四年(278)七月十日之经跋，是现存最早的手抄经书之一，可惜流失国外。1949年以前在我国西北地区发掘的不少纸写文书、经卷残页，其中也有晋代的。如发现于新疆鄯善吐峪沟的西晋元康六年(296)书写的《诸佛要集经》，发现于新疆楼兰遗址的《战国策》残页(现藏日本)皆为晋代手抄纸写实物。足见晋代的手抄复制现象较为普遍。
　　复制的盛行，为大量藏书提供了可能。魏晋时期，政府还设官管理藏书。如：“时中兴草创，未置史官，导始启立，于是典籍颇具。”(《晋书·王导传》)又“后以峤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转秘书监，加散骑常侍，班同中书。寺为内治，中书、散骑、著作及治礼音律，天文数术，南省文章，门下撰集，皆典统之。……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诸”。(《晋书·华峤传》)盖史官、秘书监、中书、台郎皆有管理书籍之职。从《魏书·明帝纪》及《晋书·张华传》、《魏书·文帝纪》、《晋书·惠帝纪》、《晋书·武帝纪》、《晋书·刘颂传》的文献看，魏晋时期，书籍主要藏于宗庙、台、阁、金匮、石室、秘府等地。这时藏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书的正、副本藏于不同处。如：“其以此诏藏之宗庙，副在尚书、秘书、三府。”(《魏书·文帝纪》)“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百余篇，副藏内外。”(《魏书·陈箫王传》)“自泰始以来，大事皆撰录，秘书写副，后有其事，辄宜撰集以为常。”(《晋书·武帝纪》)“且建侯之理，本经盛衰，大制都定，班子群后，著誓丹青，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诸宗庙，副在有司。”这些都说明不但写副本成为常例，且正副本分藏异处，开创了我国书籍正副本分藏异地的先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2．藏书量大。
　　魏晋时期国家藏书数量很大。西晋时，秘书监荀勖对秘书阁藏书做了一次清理，得书29945卷，比两百年前刘向、刘歆父子整理书籍时的13269卷要多一倍多。除官藏外，魏晋时期的私人藏书数量也很可观。《晋书·张华传》谓张华“雅受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尝徒居，载书三十乘。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华所。”可见藏书确为宏富。晋时，有些私人藏书也用于公众阅览，如“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蔚为办衣食。”(《晋书·范平传》)这里范蔚家藏书起到了一个公共图书馆的作用，还为“办衣食”，实行现在流行的说法“一条龙’’服务。从‘‘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可见晋时爱读书之人确乎不少。爱书、重书较为普遍，就连随葬品中都要放书。如王祥在死前著遗令训子孙日：“勿作前堂，布几筵，置书籍镜奁之具，棺前但可施床榻而已。”(《晋书·王祥传》)
　　魏晋时期重书、藏书的普遍，推动了出版业的繁荣，使这时期书籍的出版量大为增加，并呈现出这时期所仅有的特色。
　　3．出版书籍的品种很多。
　　史类书多。魏晋时期各国鼎立，朝代更迭频繁，各朝统治者皆设官治史。除此之外，私家为史作注的也代有其人，且数量相当之多。从事后汉史著述，独自成书的就事十五六家。如吴谢承《后汉书》、晋薛莹《后汉纪》、司马彪《后汉书》、张瑶《后汉纪》、习凿齿《汉晋阳秋》、袁宏《后汉纪》等。真正体现了乱世多史的特点。
　　佛经、道经数量庞大。随着东汉末年，佛教传人我国以后，佛经逐渐增多，且远甚于汉代。有学者估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籍，佛经、道经居其半。有的痴迷佛经到一定程度，“临刑犹于市诵经云”(《周书·周嵩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佛经的偏好。当时，寺院林立，伽蓝遍布，佛经庞大正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时代特征。魏晋士族是我国的鼎盛期，士族谈玄论道之风对这时期的书籍出版影响很大，《晋书》中记载好玄学、谈玄学、著玄学类书的事例不胜枚举。
　　地图的出版。地理图书的出版很早，自古立象垂制，而赖其用。汉入咸阳，萧何就曾收秦之图籍。魏晋时期，裴秀“画《地域图》十八篇，传行于世”。(《魏书·裴潜传》注)可贵的是，裴秀作制图时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制图理论，他说：“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晋书·裴秀传》)并对这六个要素的作用及其相互的关系作了具体而详尽的阐述。这在我国的地图出版史上是件大事，对后世地图的出版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总之，魏晋时期无论是政府对出版的重视程度还是编校学、出版工艺、图书出版的数量和品种上都对后世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其时书籍的贸易量也一定有，而且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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