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与中华的“凤凰涅槃”

图书工作室 讯：
在我国近代出版史上，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如同璀璨的双子星座，历经劫难，长盛不衰，成为出版业中的“百年老店”。
　　纵观中国出版史，近代出版企业的生存环境最为恶劣，面临的经营风险也最大。作为近代出版史上最大出版企业的商务与中华，当然首当其冲。
　　一是来自于政府管理部门的风险。商务、中华百年，先后经历满清和民国政府，言论、出版控制严苛，出版的图书动辄得咎，常常面临毁版、销毁的危险。所以，张静庐在自传中愤愤不平地写道：“只有一年历史的小书店，总共出版不到三十几种新书，内中还有一部分是新闻学一类的冷门货。一次就查禁十七种，变成为好销的书没有了，剩下来的都是不能销出去的冷门货。……如果要重整旗鼓，除非是另加资本；然而还有谁肯做这渺茫的投资呢?”
　　二是来自于企业自身经营的风险。1910年，在外国投机冒险家、金融骗子的操纵下，上海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风潮——“橡皮风潮”，商务因此而卷入其中。这场“橡皮风潮”，上海有近一半的钱庄倒闭或者暂时停止营业，危害了整个上海的金融稳定，同时还有一大批上海市民包括商务总经理夏瑞芳损失惨重。由商务投资经营，由沈季芳负责的宝兴房地产公司也在这次风潮中破产倒闭。中华亦于1917年遭遇“民六危机”。此次危机，中华几致破产，陆费逵因债务问题被警方扣押，债务讼案在今后几年连续不断。陆费逵事后感叹说：“讼事纷扰”，“危机间不容发”，“最困难之时代，凡三年余，此三年中之含垢忍辱，殆非人之意想所能料”。这次危机一直持续到1921年，中华书局才元气稍苏，基础渐固。
　　三是来自于外敌入侵的风险。近代中国，特别是暴日觊觎中国以来，无一年不处于外敌入侵的危险之下。战争对出版业的破坏，直接的例子莫如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据日军事后透露，是日日军飞机有意识地轰炸了上海闸北区这个出版业集中之地，意在摧毁我国文化典籍。当时，由于绝大部分印刷所和装订所集中此地，的确有不少正在排印和装订的原稿和书籍毁于日军的炮火之中。商务印书馆损失最为惨重，设于闸北的总厂、书库、纸库、尚公小学和东方图书馆一时化为灰烬，总计全部损失达1630余万元(其时米价每石10元)。亚东图书馆在这一年只排了580页书。战争不仅对出版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造成间接的无形损失。主要表现在停战开市后，出版界长达三、四年的萧条冷落，全国农村衰败，城市凋敝，读者购买力水平严重下降，整个出版界一蹶不振。这一不景气的局面直到1935年才有所缓解。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又一次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阶段，出版界再一次陷入困顿境地。8年抗战成为商务与中华的最大劫难。在此之前，商务与中华的高层早就预见到了战争劫难的到来。陆费逵早在1933年就发表《备战》一文，提出对日全面抗战已不可避免。商务董事会亦于1936年采取紧急措施，准备应变。战争开始后，两家出版企业就开始了悲壮的大迁徙。来得及运走的书货都运走了。而来不及运走的设备，不可能运走的厂房，就便宜了日本侵略者。日本人甚至小家子气地将中华书局印刷厂的一架德制24×28英寸滚筒轮转凹板机（俗称大电机）拆往日本，抗战胜利后几经交涉，才于1947年10月收回。抗战结束，仅中华书局分支机构在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所受损失，包括沪港两厂的机械设备在内，总值国币三亿三千余万元。而在运输途中书货之损失，搬迁物资之损耗难以查明者，尚不在内。
　　然而，劫难过后，商务与中华经过艰苦奋斗，依靠经营者的责任感、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适合的经营理念、持续的创新、引进和培养人才、重视终端市场等有利条件，竟逐步恢复，“凤凰涅槃”，再度复兴。
　　1、经营者的责任感
　　商务与中华经营者的责任感体现在以传播文化、普及大众教育为己任，而不仅仅只是追求单一的商业利润，更重要的是将企业作为文化传播的舞台，实现自己的理想。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几经波折后进入商务，终身从事出版，实践自己“开民智”的理想。王云五在商务遭遇“一·二八”危机之后，也不是没有考虑过退却。但文化事业的崇高使命一直支撑着他，“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为耻。”张元济更是将“恢复商务和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中华的陆费逵也是如此：“我们希望国家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他在《书业商的修养》中说：“出书有价值，使人受益；反之，出诲淫诲盗之书，好比提刀杀人。”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他在遭遇空前危机之后，毅然苦撑前行。他们的这种责任感正是这两家“百年老店”长存的首要条件。
　　2、适合的经营理念
　　其实，商务与中华经营者的责任感也是一种经营理念，是企业经营目标层次体系的第一层，即社会宗旨，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愿景。在追求愿景的过程中，商务与中华同时也追求企业自身目标，具体表现为商务的“在商言商”经营理念和中华为“股东争得最大经济得益”的目标。这是商务与中华能够可持续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3、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
　　商务与中华的事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帮助和支持，这是商务与中华的生存之源。首先是读者的认同和支持。这得益于商务与中华多年以出好书为目标的宗旨，读者们或者说顾客们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他们衰落的。其次，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文化界的支持。商务与中华历遭危机之后，这些帮助和支持就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特别是财务资源、出版资源等方面的帮助，使得商务与中华能够迅速恢复生产。如商务就曾分别于1934年、1935年接受德国驻沪领事馆、法国公益慈善会捐赠的图书三千余册、法文图书一千余种。
　　4、持续的创新
　　创新是企业成功发展的关键。商务与中华可谓是持续创新的典范。只是商务创新的侧重点在于制度，而中华创新的侧重点在于业务。商务在张元济时期和王云五时期都很重视制度的变革，如组织机构的不断调整、引进最新的会计制度及建立各种管理制度。商务在发展初期，业务经营范围也很广，但一直在收缩。与此同时，中华的业务却在不断扩张，如设立函授学校、设立教育用其制造厂、设立保安实业公司，并投巨资于印刷，使得后来中华书局的业务收入“以印刷所占比例最大”。创新使得商务与中华始终占据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头两把交椅。
　　5、引进和培养人才
　　商务与中华对人才的重视不是停留在喊“口号”表面上，而是一直在努力执行。从高层管理者来看，商务的夏瑞芳之于张元济，张元济之于胡适、王云五，都是三番五次，盛情邀请。中华的陆费逵之于舒新城，邀请时间前后长达六年之久。在中层管理人员方面，商务也屡次更换新人。张元济时期《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主编的更换，王云五时期的启用新人，都达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作者资源方面，商务与中华也都很重视，视之为“衣食父母”，在出版史上留下了大量出版机构与作者互相促进、互相倚重的佳话。
　　6、重视终端市场
　　决胜于终端，是商战的至理名言。在竞争白热化、产品同质化的时代，市场销售渠道、销售终端是企业市场竞争的优势之一。商务、中华、世界等大出版机构，都是自办发行的，开设有大量分馆、分局。中华的分局数目，顶峰时期曾达40个之多，商务的分馆还多于此数。分馆、分局的开设位置，多在全国各大城市商业繁荣之地，交通要冲之所，这样的位置为图书销售提供了有利条件。由数量众多分馆、分局组成的产品终端销售网络，形成出版机构面对市场的直接途径，也成为商务与中华在市场竞争中的巨大优势之一。
　　而今，商务印书馆已届108年高龄，中华书局也将于几年后的2012年达到一百岁，正如张元济的诗句：“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言满天下兮，百龄之躬！”回首商务与中华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这几句诗算是目前最好的概括了。

(《出版人》 2005年8月第15期 )
(《新华文摘》2005年第19期（总第343期）“报刊文章辑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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