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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工作室 讯：
普利策本人就是一个矛盾体。他真诚地出于正义感、出于对穷人的同情，猛烈地抨击富人的奢侈生活。可是，报纸的商业运作，也很早就使普利策成了一个极富裕的报界大亨。从本质上，他其实和所有的富人一样，在做着善事，也在过着奢侈的生活，也经常挥霍无度。他通过自己报纸的运作，在为社会寻求公义，关心着那些他所不认识的社会大众们，却常常并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对手下的人经常粗暴无礼。
在普利策接手七年半的时候，《世界报》搬进纽约新的报社大楼。普利策经营他的《世界报》长达28年，他的努力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一个重视新闻自由的文化是聪明的。它清楚地知道，没有新闻业，社会的致命隐患难以清除。
普利策作为一个杰出的新闻人，有幸生活在一个强调新闻自由的国家。他和他的报纸，始终在揭露社会阴暗、政府黑幕，在奸商、政府官员、政府公职人员的劣迹后面紧追不舍。自己却不但安然无恙，还在迅速发展壮大。1908年，普利策已经61岁，他的主编怀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政府在操作巴拿马运河开发的时候，有贪渎行为，在报纸上提出质疑。虽然，《世界报》的这一行动，普利策事先并不知情，他本人和他手下的总编和一名编辑，还是被盛怒之下的罗斯福总统起诉诽谤罪，告上法庭。由于这个案子，开始了整个新闻界对巴拿马运河操作的调查，种种疑点在暴露出来。
这项起诉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罗斯福总统下台，新上任的总统塔夫特仍然坚持继续这一起诉。在《世界报》主编发出这一质疑的时候，手头只有蛛丝马迹而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当时，普利策和他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最后法院是否会判他有罪。这时的普利策，已经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大家相信，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只要是一进监狱，他毫无疑问会马上死去。所以，普利策内心其实也很紧张，可是，循着他的办报理念，他又坚持要求他的《世界报》继续对当任的塔夫特总统的政府作出犀利的批评。
这个案子最后成为整个美国新闻界与政府的对抗。因为对新闻界来说，假如一张报纸批评政府，政府就可以动用国家力量来起诉报纸、定“诽谤罪”的话，报纸以后还怎么生存？还有什么意思？最后法院宣判普利策无罪。普利策松了一口气，他总算不必死在大牢里了。可是，他高兴没有多久，就有消息传来，刚刚在非洲打猎杀了狮子的西奥多．罗斯福，卷土重来。罗斯福咽不下这口气，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1911年的新年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一致裁决，驳回了罗斯福的上诉，这场官司终于落下帷幕。
普利策自己并不满意。他认为，由于关键文件被销毁，巴拿马运河操作一案的内幕最终没有完全揭开。普利策认为，假如案情揭开，还能够证明自己的报纸报道属实，根本不存在诽谤问题。可是，对整个美国新闻界来说，却认为，法院在审理的时候，认为不论报道是否属实，起诉的依据的基本推测就是错的，就是说，不能认为这样质疑的报道，就是“损害了美国的尊严”。这种思维方式，使得这个案子对新闻界的意义犹为重要。
10个月后，64岁的普利策去世了，茫茫大海上，他孤独的游艇缓缓降下半旗。
普利策在遗嘱中，将两百万美元捐赠给哥伦比亚大学，用以建立一所新闻学院。其中50万设立今天闻名世界的普利策新闻奖。1917年，普利策新闻奖第一次颁发。
承认人有弱点，而且承认人的弱点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立论起点，给西方文化对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警醒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也把个人和社会，放在一个不断反省的氛围中。新闻业只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普利策以自己磕磕绊绊的新闻生涯，在提醒人们这个简单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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