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出版业何去何从

图书工作室 讯：

中国当下出版业何去何从

以书为“媒”的出版业是一个深度介入人类社会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行业。它的存在关乎人类的文化赓续与知识传承，决定社会的现在与未来。一个社会的出版口径有多大，它的知识库容就有多大。

　　如今的出版业，正处在一个大转型的弯道上，受到资本、权力以及技术的多重挤压，出版业变得愈来愈功利、空心化、泡沫化，表面的喧哗与骚动，掩盖不住被掏空的内心。中国当下出版业何去何从？关键要看出版精英们如何表现了。

　　弗雷德里克·巴尔比耶、卡特琳娜·贝尔托·拉维尼尔在《从狄德罗到因特网》一书说过这样的话：“知识结构与构造从根本上由所用传媒定义、总量及其相应的实践来确定。”一个时代的知识生产往往会受到媒介河床的制约，有什么样的传播媒介，就有什么样的知识生产。以书为“媒”的出版业是一个深度介入人类社会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行业。它的存在关乎人类的文化赓续与知识传承，决定社会的现在与未来。一个社会的出版口径有多大，它的知识库容就有多大。一个出版“歉收”的社会就容易出现文化赤字。同时，出版的高度决定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高度。由此可见，传播媒介对于人类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支点意义。

　　出版的背后站着一个人

出版人。没有出版人的劳作，不可能有出版的收成。一种媒介的能量哪怕再大，若没有人的能动作用，就会失去方向感，缺少主体性。出版人的差事就是替作者与读者牵线搭桥：为读者找对书，替作者找对读者。不过，出版人要促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美好姻缘，真的不是一件易事。出版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一个出版人不可能做到“零遗憾”，但要尽可能少留遗憾。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以及技术条件下，一个出版人若能把出版的遗憾降低到最低限度，那就是优秀的出版人了。

　　出版家的品质决定出版的品质，有什么样的出版家，就有什么样的出版。出版家的高度即是一个时代出版业的高度；出版家的限度，也是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限度。出版人是一个时代知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操盘手。他们经常把作者推在了前面，自己却躲在“后台”，扮演“影子”角色，致使其作用隐而不彰。有时候，人们会有这样错觉：没有出版人这个助产婆，孩子照样能够生出来。殊不知，很多时候，没有他们的催生、助产，好多优秀的东西真的难以临盆，甚至会夭折。更何况，优秀的出版人掌控的是一个知识文化生产基地。在这里，规模化作业，流水线生产，大排量传播。这种知识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个体精英的单干作业。优秀出版人擅长将一个个原子化的知识文化精英汇聚到他的麾下，网罗天下英雄好汉，为其出版业“打工”。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人的角色价值被我们严重低估了。一个时代的知识流量和质量往往受制于出版业这一知识河床的结构能力。不过，我们的视线更多时候是被河面上的风景吸引了，一般不会想到，风景背后的河床才是支撑性、结构性的“硬件”。

　　最近看了贺圣遂、姜华两位先生主编的《出版的品质》一书，让我们进入中外出版业的高端地带，领略一个个顶尖出版家的智慧、风采。诸如：贝内特·瑟夫、艾伦·莱恩、岩波茂雄、翁泽尔德、加斯东·伽利玛、绥青、张元济、王云五、邹韬奋、巴金、陈原、范用、刘振强等等。他们的出版传奇远在一般人的视野之外，即便有人知道一些，也多是粗线条的。因此，人们对他们的仰视多是远距离、廉价的敬意。很多时候，我们习惯在作者、书、读者三角关系中寻找故事，忽视了作者、书、读者三角关系的幕后角色。实际上，出版人才是出版故事的真正推手。请当下中国出版界的精英来写出版家，让出版界的同行去研究前辈。这一创意的好处是，由出版家写自己专业领域的顶级大家，不至于隔山打牛，隔靴搔痒。这些一线摸爬滚打出来的业界精英，最能体察同行出版家的甘苦。同行之间近距离的观照，易于产生同情式的理解，也有助于发掘前辈的智慧与品质。

　　出版家应有哪些品质才能成就一流的出版业

纵观中外大出版家，他们丰富多元的出版品质之间，会存在一些“交集”。这些“交集”，大概包含以下诸项：

　　其一，高远的文化眼光与责任担当。出版格局之大，不在出版社大楼之大，而在于出版家眼光之大、胸襟之大。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迻译西方名著，出版新式教科书，出《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整理、校印古籍等，其理想在于：为中国开发急务，昌明教育，开发民智，赓续中华文化。巴金把他的编辑出版工作视为“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他说，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只是为了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作一点文化积累的事情。可见，出版家的心有多大，舞台才有多大。

　　其二，不拿出版当赚钱工具。出版是“绅士的生意”。在文言商，不是真正出版家的路数。俄国大出版家绥青出版《列夫·托尔斯泰全集》，创造了10万册平装本销量，但没有从中盈利。因为他的图书定价非常低廉，以便更多的人买得起。台湾出版家刘振强为了编纂“三民”版《大辞典》，历时14载，聘请专家及参与的工作人员逾200人，铸字6万余个，用铅超过70吨，创造了当代出版史的奇迹。花去数亿元，按照当时市场价，这笔费用可以在台北的重庆南路购买两幢大楼。诚如贺圣遂所言，编撰出版《大辞典》体现了刘振强“文化至上的出版追求”。“嘉惠学林，传之久远，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独有的贡献，这是多少幢大楼也换不来的。”

　　其三，敏锐的嗅觉，果敢的行动。做出版，就是为读者找对书，为作者对读者，需要有敏锐的文化嗅觉，鹰隼般的捕获力。加俐玛出版社老板加斯东是个心气很高的出版家，但他为了得到作家塞利纳，在塞利纳开出18%的版税、500万法郎的预付金、现金支付、保留附属权利、重版他以前的所有小说等等离谱条件的情况下，毫不犹豫，马上拿下。

　　其四，尊重作者，赢得作者信任。有日本出版界“畅销书之神”之称的见城徹在其名著《编辑这种病》中说过这样的话：编辑是一种“病”，作者则是满怀伤痛需要宣泄的人。彼此之间，会“有病相怜”。如此形容作者与出版人之间的关系，似乎有点夸张，但这的确是见城徹的成功秘笈。

　　如今的出版业，正处在一个大转型的弯道上

受到资本、权力以及技术的多重挤压，出版业变得愈来愈功利、空心化、泡沫化，表面的喧哗与骚动，掩盖不住被掏空的内心。中国当下出版业何去何从？关键要看出版精英们如何表现了。为此，重申出版人的文化使命与责任担当，强调出版人的品质建塑，就显得特别急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