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子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图书馆学、图书馆史方面的研究,著有《陈寅恪读书生涯》、《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图书馆学基础教程》等。教学之余,致力于推动城市和农村基层公益与私立图书馆的建设。
私立图书馆
新京报:您曾指出,民国是北京私立图书馆发展的一个繁盛时期,原因是什么?
王子舟(以下简称王):民国时期中国有两个私立图书馆的发展中心,一个是上海,一个是北京。1935年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当时北平有79所图书馆,其中私立图书馆43所。这说明当时北平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民间力量的推动。
从根本上讲,这是清末民国年间诸多知识分子秉持开启民智的启蒙理念的结果。另外,私立图书馆在民间的发展也得到了政策鼓励和支持。比如,宣统年间,清朝学部就曾公布一份章程,明确提到鼓励私人开办图书馆,办得好还有一定奖励。民国建立后,1915年教育部颁布的两份关于图书馆的规程也有相应鼓励条款。
新京报:后来私立图书馆的发展为何历经波折?
王:总体来看,民国年间国内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私立图书馆虽然屡有兴建,但也常受到外界冲击,规模上有很大局限。解放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私立图书馆生存空间已不复存在,其中有些也是顺应时局变迁,主动交出的。
新京报:现在国内的私立和公益图书馆发展情况怎样?
王:我这些年一直在做私立图书馆的研究,研究私立和公益图书馆在当下的运作状况及其运作模式,目的是想推动发展。全国有私立图书馆300多家,绝大多数是公益性质的,其中既有企业捐助的,也有志愿者或个人自发建设的。目前,我走访了30多家,几乎每个图书馆都有感人至深的故事,在边远乡村更是如此。
新京报:您更关注乡村公益图书馆的建设?
王:私立性的公益图书馆和公立图书馆,彼此之间应该是相补关系。从这点来讲,公共文化服务暂时覆盖不到的地方,恰恰是民间力量应该重点发挥作用的地方,乡村就是这种地方。这不只是出于“知识扶贫”的公益考虑,图书馆的创办也应该作为乡村建设的一部分来进行。在农村生产和生活越来越家庭和私人化的情况下,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建设尤其重要。说到底,这几年公益图书馆在全国的快速发展,也和整个社会公益理念的渐趋成熟及公民意识的觉醒有着很大关联。
新京报:对城市来说,这样的理念该如何落实?
王:就整个城市来说,应该逐渐搭建起各层各级的完善的图书馆体系,在不同层级,政府和民间发挥不同的作用。这样的体系包括不同形式,从公立、官办民助、民办官助乃至纯粹的民间图书馆,不拘规模大小,都应有各自的发展空间。但就私立图书馆来说,其发展重心必须深入每一个普通社区,让公民在自己居住的区域内能找到一个知识共享和信息交流的空间,而不必非要到大型公立图书馆。此外,也不妨做一些为特殊人群服务的图书馆,例如盲人图书馆。
新京报:您认为推动私立图书馆发展的意义在哪里?
王:我相信,阅读是一种能让人心生光明、心生敬畏的体验。因此,发展图书馆事业对推广全民阅读,提高国民素质,进而构建相对完善的社会价值和诚信体系,都有非凡的意义。我很想尽快成立一个公益性的行业组织,为大家提供互通有无、互相支援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