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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总署出台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一本书的差错率超过总字数的万分之一即为不合格图书。但是，相信每一个读书人在阅读过程中都会遇到让人头痛的图书编校质量问题。有的图书不但错字不断，还有成语用错、乱甩文词、表述不伦不类的现象。笔者在某位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传记中，发现了诸如“新婚燕尔之夜”、“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屋建瓴地渡过长江”等“奇异”表述。最让笔者愤慨的是那些内容失真、举目皆是常识错误的书，比如某青春励志传记，抓住年轻人爱幻想、好走捷径的心理，利用虚假信息炮制出一位青年女企业家非常不靠谱的奋斗史，却畅销50 万册！在礼盒文化当道的当今，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时送什么不要紧，盒子要上档次。莫曾想，图书行业也沾染了此种“重外轻内”之气。
为什么图书市场上会有如此多残次品？责任编辑自然难辞玩忽职守之咎，而与出版机构重策划、轻文字的运营策略也不无关系。有时出版机构认为，畅销书的话题性最重要，书中内容的可靠性、文字的精彩度则是次要问题。营销做得好，哪怕是注水文章，只要有足够噱头和吸引眼球的包装，总能把购书群体中判断能力相对弱的读者忽悠了。
通常来讲，文字编辑在出版流程中的作用应该是保证书稿质量以及鉴定书稿是否有出版价值。但现实中，文字编辑的鉴定作用被排斥甚至无视，书稿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远不如市场价值有说服力。绝大多数出版机构中，文字编辑不论在经济收益还是影响力方面，远远不如策划编辑，积极性也越来越低。如此一来，就有了所谓“不管编辑”——他们最多处理稿件中的技术问题，对于书稿的文学性和文章内容的可靠性，则不是分内之事。还有的出版单位忘记了产品以质量取胜的基本原则，花大钱下大功夫在封面制作和包装宣传上，有的不能严格执行三审三校的流程，甚至一个编辑同时做初审二审三审，个人能力再强，独立完成一本书的全部编辑流程且控制低错误率也不现实。
此外，出版社对于那些用来评职称的“学术著作”，或者有科研经费，作者自掏腰包的书也存在着错误观念。把它当作坐等收钱的买卖，反正市场份额小，一共就出两三千册，一半还由作者包销，认为没必要劳心费力。实际上，这类对编辑水平要求较高的学术著作更考验出版社的编辑能力，出了错误也尤其影响出版社的形象和品牌。
笔者认为，出版业一定要摒弃这种急功近利的倾向，让礼盒文化远离图书出版。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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