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量先生从1950年开始阅读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一步步走向研究和翻译，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这五十多年来，他和这本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对这段刻骨铭心往事的回忆，读来感人至深。 

    何其芳的鼓励 

    那是在1956年，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刚在中南海怀仁堂听过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报告，文艺界与学术界人人意气风发，跃跃欲试。这时中国作家协会酝酿创办两个刊物，一个搞散文，一个搞诗歌。散文刊物的创办任务是交给何其芳先生的，他当时是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我是他手下的一个青年研究人员。后来因为形势陡生变化，这个刊物不办了，然而恰是在这个不曾问世的刊物从筹办到终止的过程中，出乎意料地萌生了我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开端。 

    一天，在谈论一份稿件时，因为其中写到普希金，其芳先生随意地说，他最喜欢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读大学时曾不止一次读过这部书的英译本，有些诗行他还记得。我也非常爱读这本书，便顺口用俄语背诵起其中的诗句来。其芳先生听了很是高兴，对我居然能够背诵这部书的全文表示惊异和赞赏，连声说：“真美！真美！听起来比英文本美得多！”这时，其芳先生忽然满怀诚挚的热情对我说，“你把它，把《奥涅金》，从俄文翻出来嘛！” 

    当时我还只有二十多岁，虽已走上俄国文学专业道路，但还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不曾译出过任何一部大的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文学的皇冠，我怎么敢初出茅庐就去触摸它？我把我的这种想法和心情如实地告诉了其芳先生。没想到他对我说：“你能翻，全中国有几个能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的人？你怕是第一个。你能翻！”停一停，他再对我说：“胆子放大些，态度老实些，多花些工夫进去，你能翻得好，不要怕！” 

    我首先做的是，从书中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中选出十节，用它们作为试验。我鼓起很大的勇气，把这十节译诗抄清，送去给其芳先生，请他过目。过了大约两个月，其芳先生打来电话，高兴地对我说：“和尚！你译的《奥涅金》发表咯！”“和尚”是师友们对我的亲切称呼（我那时留着平头）。我正莫名其妙，他接着说：“你看见今天的报纸没有？我的文章？你快去看看！”我马上跑进资料室找到当天的报纸，看见了《光明日报》全文发表的他那篇《论红楼梦》的长篇名文，他把我翻译的那十节《奥涅金》当中的一节作为引文放入了他的文章里，他用普希金在这节诗中出色表达的浓郁情感，来阐释曹雪芹对林黛玉的情感描绘，使文章神采倍增，真是神来之笔。他并且在文章中说，这节诗是“诗中之诗”，是最美的诗。 

    而我首先领会到的，是其芳先生利用这样的机会和方式，对我的莫大鼓励和关怀。从这天起，我开始满怀信心，按照其芳先生的指示，“大胆地，老实地，下工夫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 

    迷惘中的精神支柱 

    几个月以后，当我翻译出六十几节诗的时候，大难临头了。那是在1958年的初春，我被定为“右派”分子，“白专道路”是我的罪名之一，我在研究任务以外悄悄进行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是一个具体的罪证。 

    我陷入巨大的痛苦和迷惘，面对妻离子散和身败名裂的处境，我茫然不知所措。原先痴心追求的一切都顾不得了，《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更是不得不忍痛丢在一旁，不敢再去碰它。 

    我被划为三类右派分子，工作、工资……都没有了，每月领取三十元的生活费，去劳动改造。这年的五月里，就在我要被送往太行山区农村的头一天中午，中关村科学院社会楼第三层里安静极了，我独自坐得实在无聊，正面壁发呆，忽听得身后有人走进来，他不是别人，正是何其芳先生。 

    其芳先生低声地、匆促地、也是认真而严肃地用他浓重的四川口音，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奥涅金》你一定要搞完咯！”直到听到所长室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以后，我身体才恢复动作。我忽然感觉到，在万念俱灰的黑暗里有了一线光亮，我还不是一个已经死掉的人，还有人对我抱着希望，要我继续做好我应该做的工作。当时有人对我作“盖棺论定”（在一幅漫画里，我躺在棺材中，手里好像还拿着一本《奥涅金》，棺材盖子上写着“白专道路”几个字），但我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没有错！其芳先生的这句话，在当时对我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它是让我重新直立起来、勇敢做人的精神的支柱。 

    心头的激动催出我眼中汹涌的热泪，我奔回研究室，伏在那张空无所有的写字桌上痛哭了一场。哭过以后，我回到宿舍，打开已经封存的书籍，取出苏联科学院出版的俄文普希金全集第五卷（有《奥涅金》的那一卷）和我已经译出的稿子，把它们塞进我下乡要带的行李中…… 

    苦译伴苦行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太行山麓那个名叫小米峪的山村，在蓝天白云下，我一边双脚交替地踩着刚刚撒下的旱稻稻种，一边借助动作的节奏默念着《奥涅金》中的诗行，再一句一句把原诗在心中翻译成中文……那时，我每天都这样做，一边干农活，一边在心里默默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到夜晚，我就把白天想好的译文写在从墙上撕下来的糊墙报纸上，有时是写在卫生纸或香烟盒上。 

    1959年底，有了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第一个政策，我回到北京，这时我曾经见到过其芳先生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我没有机会和他说话，也没主动找他，一来避嫌，二来我的《奥涅金》翻译工作还没有做完。讨论摘帽问题时，有人揭发我改造的决心不够，例证之一便是我在农村仍然“念念不忘”《奥涅金》的翻译，再加上其他原因，这次我的帽子没有能摘掉。我被再次发配大西北，继续改造。我被分配在甘肃人民出版社一个编辑室里做勤杂工，每天夜晚打扫完办公室后，我就利用那里的灯光和纸张，继续翻译我的《奥涅金》。 

    1960年底，我失去了干部身份、健康，甚至户口等等，只剩下头上一顶右派帽子来到上海，我随身的行李是几袋书和一只盛满各种各样碎纸片（都是一节节《奥涅金》的译稿）的手提包。我到上海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躺在病床上把已经全部译出的《奥涅金》整理抄清，我用的是一种像土制卫生纸似的非常粗糙的纸，当时我只买得起这样的纸。我抄了两份，一份寄给其芳先生，一份作为投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其芳先生收到译稿后，让他的办公室主任王平凡先生给我一封回信，说他很忙，以后会看的，也会给我写信。而后来，就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接着便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刚结束不久，其芳先生便离我们而去了。 

    “文革”中的偷译 

    1961年，我在上海一个弄堂的居民小组中被表决通过，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中。这年冬天，出乎意料地有人来看望我。居然是我的恩师、指导我阅读《奥涅金》的北大俄文教授余振（李毓珍）先生。原来他也被划右派以后调到上海，做《辞海》编辑工作，这时也已摘掉右派帽子。 

    余振先生见到我全部译出的《奥涅金》，非常高兴。但是他说；“现在要出版你的译本是不可能的，我们头上曾经有过帽子啊。”两人黯然无语片刻，他又说：“也好，再多改几遍，好好磨磨，铁棒磨成绣花针嘛。” 

    余先生为了鼓励和鞭策我，给我看了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亲手抄写的全本《奥涅金》原文，并且说：“我当时虽然这样用功，仍是不敢译它，还是你大胆，做得好！再磨它几年，做得会更好的！”他见我一家五口生活困难，连买稿纸的钱也没有，竟然把他心爱的藏书，《四部备要》的第二编送去福州路卖掉，把几百块钱拿给我，叫我安心养病和工作。这以后，我每个星期都要到余先生家里去一两次，在他的指导下研读普希金作品和有关的参考书，不停地对我的《奥涅金》译稿进行修改。后来又有一个摘帽右派参加过来，他是杜嘉美，北大俄语系1957年的毕业生，在他一年级时我给他上过俄语讲读课，也是一个普希金的热爱者。我们师生三辈相聚时惟一的话题，便是普希金和《奥涅金》。 

    1966年，“文革”如狂风暴雨般来到，我们三个人各自在单位和里弄接受批斗，并被监管，不敢再聚会了。我独自一人继续干下去，每天主要的时间是被批斗、扫弄堂、烧砖头、挖防空洞，仍然早起晚睡地继续修改这份译稿，并在几年中把俄文普希金全集里《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有关别稿也全部译出，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普希金和《叶甫盖尼·奥涅金》有重要意义。 

    戈宝权先生力荐 

    “文革”结束后，我们的国家又需要文化了。大约在1980年前后，有关方面研究重出“世界文学名著丛书”，在考虑《叶甫盖尼·奥涅金》采用哪个译本时，我国研究俄国文学和普希金的前辈专家，一向关心后来人的戈宝权先生为我力争，我的这个译本才得到其他同志的“那就拿来看一看”的允诺。据说当时有人想到我的“摘帽右派”身份，因而有所犹豫，戈宝权先生则坚持说，“既然有这个译本，就应该考虑进去，人家花了那么大力气。”他的这番热心话救了我的《奥涅金》译稿一条命。 

    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蒋路先生，把他们从劫后残余文稿中找出的我当年投寄给他们的《奥涅金》译稿带来上海，在余振先生家里交给我，请我修改后再给他们。这时中央正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我正从《英汉大辞典》编辑部的临时工转为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师，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对已经多次修改的译稿再做加工，分别请老师朋友们提出意见，当时给过我帮助的有翻译家方平先生、力冈先生和前辈诗人辛笛先生。译稿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后，又得到外国部主任卢永福先生许多帮助。从1950年我在余振先生、曹靖华先生指导下开始阅读《叶甫盖尼·奥涅金》算起，到这时，已经整整30年。 

    此后的20年，国内大多数文学选本和教材中，都采用了这个译本，国内外有关普希金的论著中都提到或引用这个译本，国内外有关俄国文学和普希金的展览会、纪念馆和图书馆中，都陈列这个译本。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伟大进展，这个译本已经流传到世界各地。 

    摘自《一本书和一个世界》郑鲁南编 昆仑出版社2005年2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