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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作家刘醒龙:写作史诗是我的梦想
[ 来源:新京报    阅读:2100    时间:2005/7/3    编辑:admin

 

 

近日,湖北作家刘醒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百万字长篇小说《圣天门口》,这部小说历时六年多,一共写了50多个人物,从上世纪初一直写到60年代末期,讲述在一个叫天门口的小镇上,雪家和杭家两个家族的遭遇以及周遭人物的变化。
    
      小说中,以劫匪起家的杭大爹、杭天甲、杭九枫,集匪性、血性、率真、残忍、自私和狭隘于一体,成为天门口革命化进程的暴力象征,充分张扬了一种剽悍而又鲁莽的刚性特质。而以基督福音与传统伦理作为生存信念的雪家,包括雪大爹、雪大奶、梅外公、梅外婆、雪茄、雪柠、柳子墨等人物,则极力推崇“用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用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人。
    
      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畜生。”所以,雪家始终以向善、隐忍、唯美、宽容作为立身之本,并在无数次历史劫难中使天门口化险为夷,彰显了圣洁而又亲和的柔性品质。
    
      雪家几代女性的性格很有特色,以坚韧的人格、温婉的个性,在风云际会的年代,不断应对各种特定身份的族类。全书写了50多个人物,笔墨较多的就包括雪柠、梅外婆、杭九枫、阿彩、说书人董重里等十几个人物。
    
      小说推出之后,多家媒体关注的问题是百万字的长篇谁来读,但关于小说的文学艺术水平却没有任何讨论。刘醒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真解读了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
    
      ■作家简介
    
      刘醒龙
    
      1956年生于湖北黄冈。高中毕业后当过水利施工人员、车工。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威风凛凛》、《至爱无情》、《生命是劳动和仁慈》等多部长篇小说。小说《凤凰琴》等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
    
      历史是看现实的窗口
    
      新京报:《圣天门口》从上个世纪初写到60年代末,100万字的篇幅里涉及了家族恩怨、革命者、爱情等等,是一部宏大的作品。我感觉就像你自己说的,你有写作史诗的野心,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刘醒龙:千万不要以为这又是一部家族史式的小说,如果是史,那一定只能是中国南方大别山区中一座名叫天门口的小镇镇史。在《圣天门口》中,我情不自禁地引用了新发现的汉民族史诗《黑暗传》的部分资料,构成小说的历史人文背景和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殊风格,如同小说中描绘的上个世纪,每一步前进,都映照出一个息息相关的影子。对史诗的写作历来都是每个作家的梦想,在当下,更是成为像我这种年纪的作家的责任。因为有了《红楼梦》,在我们这些后人的眼中,被各种各样的功利主义者或者是既得利益者阉割过的历史,才有了迷人的才情。
    
      新京报:这部小说在开头提出了“谁先被历史所杀”这样一个大问题,你觉得在这部小说结束的时候,当杭九枫、雪柠想成为最后一个被历史所杀的人时,读者能知晓什么?
    
      刘醒龙:人世间的一切问题,都不是由小说来解答的。
    
      小说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一种说话的艺术。当人间话语中流行大话、假话、空话和废话时,小说尽一切可能地通过这种说话的艺术,建造一条可以引领阅读者思绪的道路,至于前行时,能看到什么,悟出什么,还有待于每个人的造化。
    
      在一部好小说面前,永远不会只有一个答案。就我对自己小说的理解,我觉得它并不是真的要告诉阅读的人,历史上最先和最后被杀的那个人是谁,而是沉重地提起注意,在所描写的这段时光中,不管是何种人,事实上都活得连像草芥那样的尊严都没有。
    
      新京报:据说杭九枫、傅朗西等几个人物都取材于真实的历史,这部小说的内容和真实的历史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刘醒龙:我向来坚信,民间那些口口相传的历史才是那个时代人文精神的体现。如果你说的历史是指这样一种历史,我就回答说:“是”。如果所指的是某种印刷成文的范本,我就要回答:“不是”。一部好小说,理所当然是那个时代民间的心灵史。做到这一点,才是有灵魂的作家。我写《圣天门口》,是要给后来者指一条通往历史心灵的途径。
    
      新京报:你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凤凰琴》等,留给读者的印象是你是一位写现实题材的作家,这次为什么选择开掘历史题材?
    
      刘醒龙:这样的选择不应视为有某种特别的原因,在一个活着的人心里,将历史作为一扇窗口来看现实,是最为行之有效的。人的一切经验都来自历史,只有历史才能给我们一双观看未来的明眸。我写历史也是为了更有效地认识现实。
    
      雪家女人是清洁的
    
      新京报:《圣天门口》这部长达100万字的小说中,写了50多个人物,我看过的第一部中印象最深的是,极为美丽的阿彩却是个长了癞痢头的女人,我觉得她的性格和经历在文学作品的女性形象中比较少见,你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
    
      刘醒龙:是的,阿彩是其中最具悲剧色彩的女人。终其一生都在人性的挣扎中,寻找自己的梦想,爱过很多男人,恨过很多男人,当过很多男人的身份各异的妻子,当她终于明白梦想所在时,生命却离她而去。如果你能一直读到阿彩之死那一部分,相信你会十分感动的。不只是阿彩,《圣天门口》中各种人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六十年的风雨中,每个人都在一年年地丰富着自身。
    
      新京报:你说过这部小说中,雪家几代女性是非常独特的角色,她们是生活中常见的,但是被文学作品长期回避了的人物。你认为其独特性体现在哪里?
    
      刘醒龙:多年前,太太交给我一张由逝世多年的外婆亲手书写的一片小纸片:“真希望有那么一天,拐过墙角后,迎面遇上那个人。”它让我在那段时间里,时常泪流满面。
    
      太太的外婆笃信基督,所写的那个人,是那复活的耶稣。在小说中有些人物,写着写着,就变得不那么可靠,仿佛不值得信任,只有梅外婆,从来都是芸芸众生的生生不息之根。作为人,雪家女人是清洁的。在她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与众不同的精神,恰恰是大汉民族文明史中所稀缺的,也是需要我们大家好好反省的。
    
      新京报:杭九枫也是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角色,他叛逆、多情、有冒险精神,你是怎么看待这个人物的?
    
      刘醒龙:不,杭九枫不是你所说的那样,他是地方上带有浓厚流氓习气但又不是流氓的所谓痞子。在乡村中,这样的人从来就是有事来时的头领。
    
      请你读读下卷的最后两页,有毛泽东语录,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在革命初期闹暴动时,杭九枫等一类人是不可或缺的骨干。历史上所谓农民暴动,主要成分也多是这样的人。从人性上对他们进行认识,是寻找中国文明进程屡屡被这种人所中止的缘由时,必须要做的。
    
      年轻人读《圣天门口》是补课
    
      新京报:我注意到小说中,使用了不少“苕”(傻)这类鄂东方言,并做了注解,你认为选择使用这些方言的意义是什么?按照目前小说的叙述语言来看,似乎不是特别必要。
    
      刘醒龙:“苕”所对应的是现代汉语“傻”,真用起来意味却大不相同。当一个人对另一个说你真傻时,含意里往往多为惋惜。当这个人对那个人说“你是个苕”时,就不仅仅是惋惜了,更多的是这个人表达自己的见识,是个性的肆意张扬。回答某件事情时,如今的人越来越多地选择“知道”或“不知道”,说“晓得”或“不晓得”的越来越少。细细揣摩与体会,这样的替代实在太遗憾。
    
      新京报:这是一部充满了大量民间生活细节的小说,同时情节又是离奇的、激动人心的,但阅读却非常艰难。这些优秀的碎片,没有在我脑子里构成一个清晰的故事,我看不清楚故事的面目,也看不清人物的面目,不知道阅读期待应该指向何方,或许这个讲故事的方法有点问题?
    
      刘醒龙:很多专业人士都告诉我这部小说非常好看,并一致使用了一个几乎相同的概念:新奇趣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李俊国评价说,《圣天门口》大量运用了浪漫美学的瞬间美感,构成了对传统美学的挑战。还说,目前大量小说中没有文学,在《圣天门口》中他读到了文学,读到了当代意识。正在成长的年轻人,因为受读图的影响,对人文史,特别是那种只在民间口口相传的人文史缺少了解,它读起来可能确实有点困难,但另一方面,读《圣天门口》也许正是这样一种补课(笑)。
    
      写作纵向的宏大历史
    
      新京报:这部小说用了漫长的历史中发生的故事、众多的人物,来逼近其历史主题,你是如何构建主题与内容之间的关系的?会不会因为时间的漫长和人物的庞杂而显得不清晰?
    
      刘醒龙:我在小说中从来不会有意去构建某些主题,如果有一定的主题出现,那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与主观没有太多关系,甚至根本就是行文当中的人和事所导致的。这样写小说恰好应对大篇幅的作品,就如一条九曲十八弯的河,在行云流水间,总有许多意外的惊喜在那山水之后。
    
      新京报:巨大的篇幅、众多的人物、漫长的历史,都是阅读的障碍,什么能吸引读者?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大的篇幅来写,我觉得完全可以写一个片断的故事,可能更好看。
    
      刘醒龙:小说的好看与不好看,是凭小说读者的修养来做判断。我碰到不少人硬将《知音》等刊物上的文章当做小说来谈论。这时候,不只是我,任何小说家都只能无言相对。当下诸多伪小说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力。很多时候,选择从横断面切入历史,大部分是力所不逮。在纵向的宏大和横向的精巧的选择上,我不能不受自身性格驱使,选择我力所能及的———纵向的宏大历史,毕竟我的写作不属于江南才子型的。我所写出的20世纪这段历史,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相对来说,看得清楚的地方要比明史和清史多出很多。
    
      新京报:你如何评价《圣天门口》这部作品?
    
      刘醒龙:我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写这本书的目的:重建中国人的梦想。一个人最不幸的是设计一生的梦想错了,一个民族的没落与衰亡也是其梦想出了问题。这部小说写了我所熟知的生存真实、命运真实、灵魂真实,尽管那些全发生在小山下、小溪旁、小屋里,连教堂都很小的地方上的人和事,它们却无一例外地与我们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写完这部小说时我的心情,就像长途跋涉后来到一座驿站,《圣天门口》的确已成为我灵魂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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