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堪谈《现代汉语词典》及词典的编纂

图书工作室 讯：

    《上海书评》曾刊登《现汉》书评，引起热议，我们应该如何评价《现汉》？它有哪些缺陷和不足？

    徐文堪：《现汉》从1956年开始编写，至今出到第六版。最初编写时有这样一个背景——1949年之后我们强调语言的规范化，1955年还开过一个关于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学术会议，当时提到文字改革，具体是三项工作：一、推广普通话，二、简化汉字，三、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就要和汉语规范化结合起来。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又加以规范的通用语言，它不是单纯的方言。当时的中科院语言研究所主持编写词典，最初是吕叔湘先生主持，接着由丁声树先生主持，1965年完成了词典的初稿，不过只是内部发行，没有公开出版。“文革”时，词典受到了批判。“文革”后编纂工作又陆续恢复，至今出到第六版。因此，我们评价这部词典，要先读读前言、凡例，了解本书如何收词、如何定位，才便于评价。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一部好词典。当然，不排除其中还会存在各种问题；随着历次修订，词典的质量还在不断提高。

    对语文词典的评价，最重要的是立目（收词）、释义、例证等几个方面。《现汉》强调规范，所以收词时强调的是较常见的词，数量较少。《现汉》对词的解释虽然准确，但有些词检索率不高。第六版修订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剔除了很多陈旧的词，过去漏收的词又重新补入。第五版还做了一项尝试，就是标注词性，标注的时候还注意到词和非词的区别。顾名思义，《现汉》是实用的工具书，所以在以词为主的基础之上，还要收录一些词组、短语甚至名句。汉语和外语不同，后者自然分词（书写时，词与词之间是分开的），汉语中词和非词的界限就不很明显。朱绩崧先生在书评（编按：见今年8月26日《上海书评》文章《【北京人】只“指北京猿人”吗？》）中提到“北京人”的释义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解决了，因为“北京人”是“北京猿人”的简称，在这个意义上是个词；而区别于“上海人”、“广东人”的“北京人”则是一个“词组”。因此，作为主要收录词的《现汉》就只将“北京人”释义为“北京猿人”。

    《现汉》还要收录专科词，语文词典对专科词的解释要区别于专科词典中的解释，语文词典对专科词的选择范围也与专科词典不同。还是以“北京人”为例，《辞海》的性质是语文兼百科，以百科为主，它也收录了“北京人”，但它的释义是指曹禺的一个剧本《北京人》，这个明显不属于《现汉》的收词范围；当然《辞海》还有“北京猿人”这个条目。

    又如，“鸡蛋”是一个词，外语词典肯定会收这个词。《现汉》之所以没有这个词，是因为它无需解释，就是“鸡下的蛋”。但“鸭蛋”不同，“鸭蛋”除了是“鸭子下的蛋”之外，还有“零分”的引申意思。《现汉》对“鸭蛋”的处理办法就和对“北京人”的处理办法不同了。它处理“鸭蛋”时作出两个释义：一个是“鸭子下的蛋”，另一个是“借指零分”。可能编者考虑过，“鸭蛋”因为第一层含义与第二层含义有相关（鸭蛋的形状与零分的形状相似），所以列了两个意思。这都是可以讨论的。如果要编写大型历史性的词典，就要源流并重，举出例证，要具体写出“鸭蛋”作为“零分”意义的理据何在，举出最早采用这种用法的作品。不同类型的词典有不同的释义办法，究竟怎么做合适也是可以斟酌的。

    《现汉》的例证都是自造例，也就是不注明出处，这是由词典的性质和体例决定的。不过这些自造例都是有出处的。语言所过去积累了一百多万张卡片，语料很充分。现在有了电脑之后，又补充了很多材料。如果编大辞典，就不能用自造例，而需要书证，说明引自何书，特别需要注明该词在文献中看到的最早例证，如“鸭蛋”作为“零分”的意思最早见于何书。再举一例，计算机（computer）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当时中国的报纸等出版物肯定有报道，但在汉语中究竟如何称呼，这也是需要查考的。古代、近现代的词都要查考。《牛津英语词典》之所以被大家盛赞，是因为它追溯词源。编写历史性词典往往都是很漫长的，像《牛津英语词典》——也就是OED——至今一百五十多年，现在还在编第三版；格林兄弟开始编纂的德语词典，直至冷战时期东德和西德合作，总共一百多年才勉强完成。西班牙语历史性词典至今也未完成。印度也在编梵文的历史性词典，至今也未完成。

    最初编纂《现汉》时强调它的规范性，现在仍然强调它的规范性，这也是可以讨论的。就编纂词典而言，始终有规范派和描写派两派之争。现在倾向于描写派的主张较多。过去，法兰西学院几百年以来的一项任务是规范法文，它通过编写词典定出规范。法国人在全球化时代也不大喜欢说英语，他们对自己的语言看得很重。现在，年轻人也逐渐接纳英语了。英美编的词典就比较强调描写而非规范，但凡出现新词就收入词典。《现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强调规范，就当下而言，我认为该词典要反映现代汉语的基本面貌，注音、释义、例证，都需要考虑。注音的问题，在近期讨论中没有涉及，我在此就不谈了。是否以后固守规范性词典的词典性质，是可以考虑的。《现汉》虽然是规范性词典，但也不属于学习型词典，并不特别注重讲词语的具体用法。它是供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使用的参考书。如果是这个类型的话，似乎没必要特别强调规范性原则。而且现在的规范也和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规范有很大差别了。

    国外的词典，比如《牛津英语词典》已经实现数字化、网络化，但《现汉》还没有。

    徐文堪：前面说到《现汉》的不足之处，这也可以算一个。把词典数字化、网络化之后，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浏览并提出意见，在吸收读者各方面意见和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修订提高。如果把《现汉》上网，集中各方的智慧，相信两三年就能修订一次，这样的效率是传统编纂手段无法比拟的。因为词汇是语言几个要素中变化最快的，新词会不断产生，旧词会不断被淘汰。《现汉》也就能及时反映汉语词汇的这些变化了。

    技术上讲，词典电子化、网络化没有障碍。但就像世纪出版集团的陈昕先生说的那样，问题关键在于，到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社没有找到电子出版物的盈利方式。

    国外专业性电子出版物，盈利最有保证的是工具书和学术出版物。工具书如《牛津英语词典》的篇幅大，读者也多，因为全世界使用英语的人多。至于学术出版物。如艾斯维尔出版集团，它拥有两千多种学术刊物。学术刊物是相关领域的学者必读的，其中有学界的最新研究动态。它有电子版和纸质版，电子版出版早于纸质版，但价格相差不大。如果在没有订阅的前提下，指定要其中某篇文章，费用会相当之高。集团把旗下期刊打包做成数据库，卖给很多大学或研究机构。这些数据库最初进入发展中国家，包括到中国来，先是以很低的费用甚至免费供人使用。当人们意识到数据库很方便的时候，就要购买数据库了，当然价格也随之提高了。在很多国家，出版机构和高校、研究院所是有矛盾的，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尽管这些作品很专门，印数也少，但仍能够盈利，因为出版机构掌握的资源充沛。而中国的出版社既缺少全球市场，又不像国外大型出版机构那样拥有充沛资源，盈利就成了问题。中国的科学期刊对外发行都是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如著名的施普林格公司，委托它们发行。因为没有盈利的模式，就需要编纂机构和出版社两家合作来解决问题。中文数据库我们也有，如中国知网，不是出版社在做，而是一些企业集团在做，它们能够提供中文学术期刊的全文检索数据库，肯定也是盈利的，因为这是高校和研究机构必须要用的。

    另外，我们需要培养人才。吕叔湘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就跟我们说过，大学毕业之后，要再读书十年，这样的人才有资格编词典。现在看来，还需要一批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人。在用高科技手段编词典方面，我们现在跟国外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国外大词典编辑部都有这类人才。我们需要培养一些懂计算词典学的人才，不仅仅能够建立语料库，还能进一步开发自动分词、进行语法分析的智能软件，一方面能够提高效率，另一方面是对人的工作的有益补充。比较理想的词典编纂者是学贯中西、文理兼通的人才。真正要培养这样的人才很困难。而且编纂词典不会有很多名利，就收入而言最多只是社会上的中等收入，可能到大学里都评不上教授。这是长远来讲应该考虑的事。

    词典收录新词有哪些标准？

    徐文堪：因为词的数量非常大，词典的性质各不相同，所以不同性质的词典有不同的收词标准。比如《牛津英语词典》是历史性词典，收词必须相对齐全，所以它的编写是一个漫长过程。它的首任主编是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1837-1915）。有一些书介绍了这部词典的编纂，在2009年就出版了同一本书的两个中译本：《万物之要义——〈牛津英语词典〉编纂记》，另一个译本是《OED的故事》。《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从十九世纪开始，一直到1933年出版了补编，此后又在1986年出齐了四卷的新的补编。然后又把第一版和补编的数卷合在一起，就组成了《牛津英语词典》的第二版，与此同时开始进行词典的电子化，具体工作是在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做的。现在做第三版，目前尚未完成。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做第一版开始，至今一百五十余年的过程，它随时在收入新资料，进行修订。例如《牛津英语词典》首次把google作为一个词收录。目前，可以在网上浏览该词典，不过要收费。

    另外，还要考虑所收录词的稳定性，通过不断观察记录，看新词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被人们广泛使用。这方面，我国已经在做了，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每年都通过语料库收集检测，发布手册公布当年产生的新词，有的新词因为稳定性差，没有多久就被淘汰了。

    收词时会遇到哪些禁忌呢？

    徐文堪：第一，语言本身是工具，没有阶级性，这一点毛泽东也不止一次讲过。但是，在客观上，很多事情是用语言描述的，语言所反映的观念或代表的事物，在政治上可能有敏感性，需要注意。如“蒋匪”、“共匪”，如果只是从语言学讲，这两个词都是历史上曾经出现、使用较广泛的词。但我目前没有看到过中国大陆的词典收录这两个词。显然，从语词本身，这两个词不是不能收，问题是如何恰当解释。这种问题，国外也遇到过。多年前，《牛津英语词典》收录了一个关于菲佣的词，当时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就公开表达了不满，编纂者不得不就此说明，收录本身并不代表认可该词所表达的观念。

    第二，与种族歧视有关的词。中国和外国都面临这个问题，如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称谓，西方社会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称谓等等。

    第三，与性或性行为有关的词，有些比较敏感。比方说可以收录“性交”、“性感”，但收录“口交”可能会遇到麻烦。实际上，这个词本身并不带有淫秽或变态的意思。过去《现汉》解释“同性恋”是变态行为，带有贬义，现在则只是中性地解释为“同性别的人之间的性爱行为”。

    第六版修订的主持人、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江蓝生女士说不收目前常用的“剩男”、“剩女”，她认为收这两个词可能有对人不尊重之意。具体收词，还是要考虑很多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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