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工作室 讯:
加快培育出版业资本市场
《裂变时代——中国出版资本市场发展攻略》
唐溯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4月出版
这是一本由博士论文发展成的研究转型期中国出版资本市场的专业著述。我对本书的创作过程和主要论点是熟悉的。去年7月底,我和上海理工大学副校长陈敬良作为本书作者唐溯的博士生导师,在上海理工大学共同参加了唐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本书就是作者在她的论文——《转型期中国出版资本市场研究》基础上完成的。唐溯是个富有钻研精神的学生,曾经从事过资本市场的实践和研究,从2006年年初攻读博士学位起,她就根据专业特长潜心研究转型期中国出版资本市场方面的问题。期间多次和我交流研究心得,并取得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她同时决定以“转型期中国出版资本市场研究”作为博士论文方向,先后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的撰写和答辩,并取得博士学位。本书其实也是作者这些年有关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
新闻出版业是实体性的文化产业,是文化的基础产业和主要传播行业,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硬实力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化、教育、科技发展中担当重任。新闻出版产业作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涉及领域广,产业链条长,投入少,产出大,发展潜力好的“朝阳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全局中凸显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和重大进展,通过转企改制,市场主体逐步形成,产业规模迅速壮大,产业结构日趋合理,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新闻出版产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基础还不牢固,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还不能适应新闻出版产业大发展的需要。大多数出版单位规模较小、实力较弱、竞争力不强,且存在产品结构趋同、产业集中度低、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布局亟待优化,出版物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依然严重,经营型和复合型人才匮乏等突出问题。
如何实现从世界出版大国到世界出版强国的跨越?有没有一条近路能使我们与发达国家尽快缩短距离?这些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知识积淀可谓雄厚。从现实上看,我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出版大国:2009年起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连年突破万亿元大关;新闻出版从业人数全世界第一,比许多国家的人口还多;年图书出版总量、报纸发行量均是世界第一,印刷总产值居世界第三。但我们还不是世界出版强国,在国际传播体系中所占份额还较小,国际影响力不大,既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出版“航母”,也鲜有在世界上叫得响的拳头出版产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每年公布影响世界的一百本书、一百种报纸、一百条新闻、一百首歌曲中,经常会有中国缺席的遗憾。这是我国文化的软肋,更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硬伤。
改变这种状况的根本出路是改革发展,而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重要环节。本书正是从出版业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全新角度给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答案。古云:“天地恒久,有物有则。”就是说世界上的事物发生变化是永恒的,但都是按照内在的规则发展、变革的。新闻出版的改革也一样。先进的文化内容要靠强大的产业载体去传播,而在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强化的当下,强大的产业无不是借助资本市场而奠定的。正如书中指出的,“综观国外出版业及跨国传媒集团发展、崛起的历程,都是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实现银企对接、产融结合发展的结果”。“国外出版业发展的经验表明,出版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和资本市场的有力推动。”然而,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体制及意识形态约束,我国出版行业远离市场,与资本结合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屏障,这已成为出版业发展最大的瓶颈。作者在书中对此作出了客观的评价,“我国出版业在资本市场的行业影响力仍然较低,资产证券化程度低,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作者由此论断,“加快发展出版资本市场已成为推动我国出版业升级转型,增强出版企业活力,繁荣文化市场的迫切需要,是积极应对国际竞争,增强文化软实力的迫切需要。”不可否认,新闻出版是兼具意识形态和经济(或产业)属性的特殊领域,它与资本市场的结合也有区别于一般产业的特殊性。作者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为此大胆建言,“我国出版业必须把发展作为改革的主要着力点,强调以产业发展来体现意识形态属性,以经济效益来保证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的实现。改革出版业投融资体制,加快发展多层次、多功能出版资本市场,形成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双轮推动的发展格局。这是我国从新闻出版大国迈向新闻出版强国的战略选择。”基于详尽的分析研究,作者提出,“我国出版业要以市场化推进体制和机制转型,以数字化加速产业转型,以集团化和证券化来应对发展模式转型,为发展出版资本市场奠定基础。”我以为这是切中要害的。
随着市场体制的完善和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加快发展出版资本市场的时机正在日趋成熟。我国正按照“一个体制、两个格局、三个体系”的总体目标不断深化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这就为发展出版资本市场创造了条件和保障。“一个体制”即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业自主经营的宏观管理体制。“两个格局”为以国有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以民族文化为主,吸收人类优秀文化共同发展的开放格局。“三个体系”是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健康繁荣的市场体系;一个以人为本、面向基层、惠及大众的公共服务体系;一个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传播体系。体制、机制条件具备后,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出版产业及作为独立市场竞争主体的出版企业如何发展、如何做强做大。借鉴国际经验及一般产业发展崛起的启示,发展出版资本市场可望成为引领我国出版业起飞的强大引擎。而这正是本书传递的一个强烈信息,也是作者理论勇气之所在。
唐溯作为文化人或出版人也许算不上资深。她是自2004年起先后参与筹建张江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和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开始真正结缘文化、专注数字出版的。但这并不影响她对中国文化产业特别是出版产业的深邃洞察和前瞻思考,也不影响她作为后起之秀成长为新一代知识型、复合型出版业经营人才。因为有企业高级管理岗位的实践经验、留学英国及专业经营文化产业的经历,她得以凭借市场化的运作实践、专业化的理论基础和国际化的宽广视野,始终对国际前沿理论成果和最新的产业发展态势保持热度,由此进入了出版资本市场的研究前沿。由于嫁接了业外的专业经验和知识,反而可以不受拘束地跳出出版看出版,视角更加新颖,见解更加独到。因此,本书不是在书斋里坐而论道,而是既有较强理论性,又特别注重针对性、可操作性和实证性,对我国出版业深化改革及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本书以转型期的中国出版业为大背景,从研究一般资本市场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出发,提出出版资本市场概念,揭示出版资本市场对出版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探讨转型期中国出版资本市场与出版业的互动关系;深入探讨我国出版资本市场发展现状及发育的瓶颈,并剖析其成因;总结我国出版企业资本经营十大模式,并从全新视角重点研究出版企业上市模式及上市后的战略转型;在实证研究部分,结合三大典型案例对我国出版资本市场、出版资本经营进行分析,对我国出版上市企业的市场表现及经营绩效进行全面的研究评价,并运用估值模型对上市企业个案进行估值论证,从中找出启示和经验,为出版企业提供指导;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我国发展出版资本市场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构思体制创新、产业创新和组织创新三大战略举措,系统设计我国多层次、多功能出版资本市场的发展框架,并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可行的相关制度安排;最后,从市场主体(出版企业)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出版业与出版资本市场对接、融合的四大战略路径,强调中国出版业必须走市场化、数字化、集团化、证券化之路,才能真正面向资本市场。
再次读完全书,总的感觉仍然是意犹未尽。关于我国出版资本市场问题,无论实践还是理论都还是全新的课题,国际上针对性研究也并不多见。因此,就转型期中国出版资本市场这一全新命题而言,本书只是开了个好头,奏响了序曲。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才刚刚破题,还有待理论界和业界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当然也有个别观点可能仍有待商榷和验证。万事开头难,相信作者开创性的研究会给读者带来知识增量和附加值,也相信更多精彩会在时间的顺延中由包括作者在内的出版人尽情演绎和碰撞。出版业的发展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一样,不是封闭起来可以完成的,要在世界范围内的大对话、大交流、大竞争、大角逐中,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创造新的辉煌,需要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且视野开阔、敢于改革、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尊重创造、包容多样的新一代知识型、复合型出版人才,投身出版事业,共同为我国出版业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才智、建功立业。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我国新闻出版业正面临历史性的战略大转型,也正踏上建设世界出版强国的征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但凡进步的事业注定不会是一条坦途,都要排除艰难险阻,才能在布满荆棘的丛林中开辟一条未来之路。我国新闻出版改革的实践历程表明,改革虽有风险,但真改革带来了真发展,也带来了真变化。我们要按照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排除万难,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大发展和新闻出版事业大繁荣,早日实现从世界出版大国向世界出版强国的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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