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向东：图书出版业的赚钱和获奖

图书工作室 讯：

房向东：图书出版业的赚钱和获奖

与几家出版社的编辑聊天，有一个发现，他们的老总请编辑报选题时，常常异口同声，说这样一句大同小异的话：“选题要求嘛，一是要能赚钱的，二是要可获奖的。”或是赚钱，或是获奖，赚钱是经济效益，获奖是社会效益，如果不细加深究，仿佛颇有道理。

    出版社怎么赚钱呢？大多出版社靠教材教辅赚钱。教材现在限价了，利润的空间大大缩小。教辅呢，还是铺天盖地，用种种正当的非正当的手段，挤进学生的书包。关于教辅，既是出版人，又是学生家长的我，有这样几点思考：第一，世界各国，基本上没有像中国这样，一年要出这么多的教辅，他们的教育不见得落后，可见中国的教辅完全是多余的；第二，中国学生课业负担这么重，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就在我的周边，不时可以听到孩子因为不胜压力，有跳楼自杀的，有患了精神病的，有离家出走的……再看看报纸，这类事例就更是俯拾即是了。中国的教育依然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描述的，具有“吃人”本质，我们今天，仍然需要“救救孩子”！中国教育出了问题，这不仅是所谓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许多家长心知肚明却又无可奈何的，这除了教育当局的责任外，出版社教辅泛滥成灾，客观上起了帮凶的作用；第三，教辅大面积重复，一门课，有数十家出版社蜂拥而上，你编一本什么金牌教辅，他编一本什么尖端教辅……教辅出版，是最大的重复出版，很多卖不掉的，一律化成纸浆，造成极大浪费，这与绿色环保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教辅造成的浪费，比别的浪费是更大的犯罪，纸张是用树木加工而成的，多一页教辅，人间就少几分绿色；第四，教辅的推销过程，有很多“变通”技巧，是不少基层教育官员落马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五，教辅使有的出版社编辑丧失了基本的生存能力。从我所知道的情况看，没有教辅的出版社，不少是早早下海了，他们较快适应了市场，虽然没有一时的大额利润，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有教辅的出版社呢？大多的情况是，编辑养得白白胖胖，除了编编教辅，对图书市场真的是不知道北（这类出版社的所谓编辑，在改稿时甚至会把“不知道北”改成“找不到北的方向”），对什么是有价值的书，什么是平庸的书，甚至无法判断。就像人工伺养的大熊猫，一放回大自然，大多无法生存。出版社方面，赚了教辅的钱，完成了所谓“原始积累”，在一般图书方面有所作为，比如，有的教育出版社“以书养书”，在文化积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值得肯定的。更多的出版社是把教辅获得的利润，来将野生动物圈养，这些本来应该有野性的动物，有现成的肉吃了，一天天地宠物化，仿佛得了现实的好处，实际上失去了最大的资本，即独立生存的能力，老的，退了，也许不失为明智之举；年轻的，还有重新获得能力的机会，半老不老的，可就麻烦了。

    一般说来，一般图书是赚不来大钱的，它和所有的劳动行业一样，没有暴利，赚的是辛苦钱。所以我觉得出版社的“一赚钱”，是大可疑虑的。

    至于“获奖”，也有不少值得追问之处。许多出版单位为获奖而获奖，把获奖当作沽名钓誉的手段，当作“工程建设”，探听上头意图，搞“遵命文学”，结果是不少获奖甚至是获大奖图书，基本上是出给评委看的，印数只有一两千册，市场只销售几百册。只卖了几百册的图书，有什么社会效益可言！这与专门生产给袁世凯看的报纸，我看也没有太大的区别。还有的获奖图书，与其说是文化产品，不如说是只有一时效益的宣传品。图书固然具有宣传的功能，但带有时效性的宣传应主要是报纸和电视台的任务。图书的本质是文化积累。对于获奖的时效性太强的图书，读者有当回事吗？这几年，还盛行“跑奖”，一个一个地找评委、找领导，找的过程自然免不了请客送礼，以及许多摆不上台面的名堂！全国一年出版那么多图书，为获奖而获奖的那几本书能说明什么？我表示强烈的怀疑。所谓获奖图书，不是这个主义的研究，就是那个理论的探索，不少是眼睛朝上，不管民间疾苦，社会正义、出版良知。

    图书赚钱，从长远说，从根本上说，要赚读者自然掏腰包的钱。出版固然需要赚钱，但出版的本质不是赚钱。西方出版家早就指出，“如果你想赚大钱，就不要搞出版”，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出版关乎人类的精神世界和知识积累。如果只是为了赚钱，什么钱不好赚呢？只是为了赚钱的人，就是开妓院，也要比搞出版更便捷。出版社靠大量的教辅赚钱，成为落后教育残害孩子的帮凶，其罪过正不下于开妓院。

    也不是说不要获奖，出版当然免不了评奖，但衡量出版物能否获奖的最重要的标准，应该是文化标准，而不是别的什么标准。评奖，应该在文化积累上下功夫。评奖的条件可以很多，但要有电影“百花奖”的条件，观众接受；要有电影“华表奖”的条件，专家认可———这一点，应该具体化为能在文化史上留下痕迹，如果不行，所谓的评委就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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